夏天好些朋友讨论拍摄银河的事，我脑子里瞬间一大堆古人描写银河的诗歌飘了过去，有好多“星汉”“银汉”“天汉”，“银河”倒是少见。按说古代河流不称“河”也应该称“水”，叫做“银水”“星水”啊，这“汉”究竟从何而来？我当即就考据了一下，但是懒得写，一直拖到今冬。
我查了下地图，发现汉水的走向与大多数时候的银河都很像，从西北走向东南，而且角度、形状也很类似。所以我猜古人把银河当作天上的汉水，所以才有“星汉”这一称呼。星星组成的汉水，直白明了。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星汉”得名时中国先民的天文和地理水平都已经相当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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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香菱学诗》中黛玉提到“不以词害意”的审美品味：
黛玉道：“正是这个道理，词句究竟还是末事，第一立意要紧。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这叫做‘不以词害意’。”
由此而发，很多人就把“不以词害意”当作写作的一种审美标准，认为意高于辞，写文章时言辞与意义如果不能两全，优先考虑意义，意义胜出的才更美。
我读书稍多以后，渐渐觉得单就美感而言，内容并不重于形式，古人留下“不以词害意”这样的审美标准，让人颇感奇怪。于是我略作探究，发现古时并没有“不以词害意”这样的审美标准。“不以词害意”并不是“第一立意要紧”的意思。“不以词害意”出自《孟子》。
《孟子·万章上》：
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
袁枚《随园诗话》：
太白“斗酒诗百篇”，“东坡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不过一时兴到语，不可以词害意。
可以看到，“不以词害意”的本意是不要因为言辞错会了意思。孟子说，阐释诗经的人，不能拘泥于诗的文本，妨害对诗意的理解。袁枚说，“斗酒诗百篇”和“东坡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都是夸张的用法，解读的时候不要按字面意思理解，不能真以为李白喝一斗酒就能吟诗百篇，而要领会词句背后的意思。
“不以词害意”不是站在写作的角度说的，相反，它是给读者的箴言，希望人们在理解文章的时候不要囿于具体的词句，不要错会文章的意思。从战国到清朝，“不以词害意”都指此意。
曹雪芹诗文成就很高，不大可能连孟子都没读过。他本人对《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也不大可能真心觉得美文章“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曹雪芹借黛玉之口故意曲解“不以词害意”，恐怕另有别的用意。或许是借曲解孟子，表达宝黛对科举的厌弃，或许是什么别的意思，有待深究。不过，如果当代人将小说主人公的一句话奉为行文写作的圭皋，真当作文学批评的学术理论，总是不太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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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具体数学的 2.8 题时，想到 falling/rising factorial 定义中的一个问题。
书中 falling factorial 的标准定义是：
下面假设只考虑整数。
也就是从 x 开始递减相乘，乘 n 个，这也就是 falling factorial 的直观意义。如果 n 是负数，则递增相除，这样可以在运算上做到 well defined。
假设 x > 0，n > x，那么 x(x - 1)(x - 2)…(x - n + 1) 这个乘积必然等于 0，因为递减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 0，即
假设 x < 0，n < x，那么递增除的过程中一定会出现被零除的情况，则其结果应该是没有意义。
我们举个例子，
但是，如果用通用公式来看：
那么，看起来，一般定义负数阶乘的方法，并不能让第一个结果有意义且第二个结果无意义。
所以我觉得 falling factorial 的这个定义可能不是那么 well defined，或许应该规定 x 为非负整数且 x > n。但我不知道这是否与 finite calculus 的概念相悖，看起来 finite calculus 是不应该有这么大局限的。
好友 Yining Wang 最近正好在研究相关问题，向他了解情况后，我可以判定 Knuth 在书中给出的通项确实不好。事实上，除了负整数外，n 是任意复数都是有定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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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世界好像很少有 style guide 的概念。writing/coding style 指书写文章或代码时推荐遵循的规范。这里 style 并没有“规范”蕴含的权威性，相反是有一定个性的，但我暂时找不到更准确的对应汉语词了，“风格”更不妥。每个团队、个人偏好不同，选择的规范也不一样。稳定统一的规范可以保证作品的质量。
这种规范由大量细节构成，具体到何种场合下使用何种句法，何种场合下倾向于使用哪个词、哪个符号。我在学习论文书写和编程语言的时候接触到很多这样的规范指南，但从未见过中文世界的相关规范。于是根据自己的积累写下本篇 style guide，犹待日后改进。
在多种表达方式都可行的情况下，永远优先选择精确、简洁的那一种。
汉语列举事物时，常以“等”字煞尾。英文列举事物时，以“and something”结尾。如：
VG，IG，LGD， Newbee，Ehome，CDEC 等队伍组成了 TI5 的中国军团。
VG, IG, LGD, Newbee, Ehome and CDEC make up the Chinese league for TI5.
“等等”常用来省略列举的内容，作用类似于英文的 “and so on”，与煞尾的“等”字意义不同。如：
基于 Linux 的操作系统有 Fedora，Ubuntu，Android 等等。
There are many operating systems based on Linux, such as Fedora, Ubuntu, Android and so on.
现代汉语也出现了“和某某”这样的煞尾方式，我猜测这是受“and something”煞尾影响而来。我在古汉语中未见过这种用法，“和某某”的列举煞尾方式也破坏了汉语音节整齐的美感。
汉语中“等”也有表示省略的意思。个人推荐在正式行文中区别“等”和“等等”，将前者用来煞尾，后者用来省略。
如果只列举了一项事物，就在后面接上“等”，则这个“等”只表省略，不表煞尾。
主动句更能表现作者的主观认知，而被动句更适合描述客观状态。如：
将代码载入内存
We load the code into the memory.
代码被载入内存
The code was loaded into the memory.
上例是在描述实验过程。这在学术论文很常见。学术论文的传统要求是使用被动句、避免主动句。但如今情况有了变化，大家越来越提倡主动句。我的感受是，主动句更有亲和力，更谦卑，更能体现作者的人格。被动句更适合描述事物的客观状态，讲述客观真理。学术论文的内容是研究人员的探索过程和学术观点，主观性较强。大量使用被动句，虽然能够使论文看起来很客观很事实，但其实反而伪饰了作者的主观思路，混淆客观事实和主观观点。现代论文越来越喜欢使用主动句的文章，我觉得这样的文章不仅有助于学术交流，读起来也舒服很多。
英语的法律文本也有多用被动、彰显客观的传统。近年有没有变化，我不清楚。我能确定的是，大部分情况下主动好于被动，当代科技文本也不例外。
汉语很少用被动句，汉语表达被动也很少用“被”字。事实上，汉语通常用明确的动词、介词或某种句法来表达被动的含义。赤裸裸的“被”字往往多见于拙劣的译文，优秀的汉语文本很少用“被”。当我们写到“被”字的时候，最好三思是不是需要重构语句。
试举被动表达六例：
为……所
为情所困
见
见笑大方
遭
遭人非议
受
受人诟病
由
中国队首金由孙杨获得。
给
胳膊给蚊子咬了。
我建议，汉语中尽量不要用“被”。事实上，任何词的滥用都是不合适的。
有趣的是，上面这句话也可以写成“任何词被滥用都是不合适的”。“being done” 这样的结构在汉语中经常可以用“的”“之”取消句子独立性来代替。
现代汉语中常见“某某性”“某某化”“某某度”，类似于英文中的“-ly”“-lity”“-tion”，是很正常的语言现象。可以使表达更灵活、更精确、调整的余地更大。
词缀有别于名词性短语。很多学者不推荐使用名词性短语，因为往往能找到更精确的动词来代替。简洁和精确是选择表达方式的总纲。
这件作品体现了很高的艺术性和创造力。
这件作品创意十足，富有艺术水准。
前一句更加整齐美观。
亲自
===
“亲自”一般用来加强语气，表强调。但强调要合理，也要避免叠床架屋之病。
我亲自送她上的飞机。
非常正确的使用，表强调，语气合理到位。
菁菁亲自去照相馆拍了一组写真。
叠床架屋，去拍照只可能是自己去，起不到强调的效果。
市委书记亲自去菜市场买菜。
没有叠床架屋，但是强调不合理。
古汉语中虽然有“进行仁政”这样的说法，但这只是“进行”本义延伸的特例。就我本人所读，古汉语中的“进行”并不像现代汉语这样扮演“do”的角色。
进行研究
do research
进行斗争
do fighting
现代汉语中，“进行”起到了一点“万用动词”的作用。相比于“搞”“弄”这样的传统万用词，“进行”还累赘些，需要在后面指明“进行”的是什么。但有时为了表达的方便，“进行”也可用。
这都是著名的万用词，意思相近。他们有时很有表现力，但更多时候会损伤表现力，慎用。下面我以“搞”为例。
搞活动
举办活动
搞核武器
研发核武器
搞口饭吃
挣口饭吃
很多学者认为《水浒传》武松打虎的动作描写片段对动词的使用非常精妙。
说时迟，那时快；武松见大虫扑来，只一闪，闪在大虫背后。那大虫背后看人最难，便把前爪搭在地下，把腰胯一掀，掀将起来。武松只一闪，闪在一边。大虫见掀他不着，吼一声，却似半天里起个霹雳，振得那山冈也动，把这铁棒也似虎尾倒竖起来只一剪。武松却又闪在一边。原来那大虫拿人只是一扑，一掀，一剪；三般捉不着时，气性先自没了一半。那大虫又剪不着，再吼了一声，一兜兜将回来。
如果说成武松这么一搞，老虎那么一搞，文段就韵味全失了。
某某以来的意思是：从某时某刻到现在。例如：
去年九月以来，中国股市经历了一段大起大落。
Chinese stock market have encountered a dramatic rise and fall since last Sep.
近年来，“一直以来”的用法越来越多。“一直以来”类似于“since always”，实在说不通。我认为，应当避免“一直以来”的用法，不少学者也持此观点。
陆家嘴、徐汇滨江一直以来都是顶级豪宅的聚集地。（注：摘自新浪地产，我随便搜的样例。）
陆家嘴、徐汇滨江一直都是顶级豪宅的聚集地。
后者的表达不仅合乎语法，而且还更简洁。即便从简洁的角度说，“一直以来”也是不能成立的，完全可以用“一直”代替。
汉语经常省略主语，有时承前省略，有时干脆不提。如果觉得语句累赘，可以删去主语试试。
例：
下雨了。
It rains.
快迟到了！
We will be late!
如果觉得语句累赘，可以删去主语试试。
You can try to remove the subject if you find a Chinese sentence verbose.
英语比汉语更喜欢用人称代词。比如中文小说的对话一般由人名或称谓引导，而英文小说的对话一般用“She says”“He says”引导。其他场合也有类似的规律。英语的人称代词比汉语丰富，使用方便。汉语人称代词较少，“她”作为现代发明的单字，发音与“他”相同，使用尤为不便。在汉语行文中，要有节奏的使用人称代词，往往在连续使用几个人称代词之后就要用一次名称或指示代词来提醒读者指代的关系。连续描述同一个人的行为或语言时，还可以使用主语承前省略。
一些小说译作大段使用“他说”“她说”，比较影响阅读。
英文要求每当出现说话人转换的时候，就要另起一段。哪怕一个人只说了一句话，也要单独成段，很多译作也是照章处理的。
但中文不是这样。四大名著的现代点校版、金庸古龙的现代小说，都会在一段之内讲述多个人的对话。中文作品少见剧本式的大段对话，对话多穿插在叙事之中，夹杂动作与神态描写，随着情节一起推进。中文对话的分段，也还是以情节的分割为准的。
这一差异不仅仅是分段风格上的区别，也体现了中英小说的不同风格。
典型案例：风景线。
这是一个经典滥喻。通常，比喻可以让表达更形象更清楚，令人印象深刻。但是滥喻什么都能比，并不能让表达更准确，相反会给读者很模糊的印象。你能想象出“一道风景线”是什么东西吗？再看看著名比喻“柳絮因风起”，是不是画面清晰多了？
而且，“风景”这个喻体往往还不能让人满足，很多作者都会用上量词“一道”，“一道风景”仍然不够，还得加条“线”。
啦啦队员们构成了球场边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这一句话读来很通顺，但是什么也没说。“风景线”并没有让读者对啦啦队员有更形象、精确的认识。有这个功夫，不如扎扎实实描写啦啦队员的容貌、着装、动作、神态，才真真实惠一些。
古人反倒是常拿美女比风景，比如：
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
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欲问行人去那边？眉眼盈盈处。
是不是形象得多？
比喻是很考察作者想象力的修辞手法，需要作者认真投入地去观察他要写的事物，再结合自身的阅历想象出精妙的喻体。这样才能真正把想说的东西精确表达出来。直接使用泛滥的比喻是很偷懒的行为，往往也不形象生动。
如果您同时是英语写作者，我推荐《The Elements of Style》这本书。它有好几个中英对照版本，但是封面与介绍都相当浮夸，与各种英语速成秘籍摆在一起，平时逛书店难以发现。事实上这本书是英文写作规范的标杆作品，很有参考价值。它的中文名一般叫《风格的要素》，这个翻译也很有问题，应当叫做《写作风格基础》。
《AP Style》是美联社的写作风格指南，在英语世界很常用，可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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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Ubuntu 上安装 openjdk 时，系统并不会自动设置 JAVA_HOME 环境变量。
如有需要，可以在 /etc/profile 中添加：
1 | export JAVA_HOME="/usr/lib/jvm/java-8-openjdk-amd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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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听说这本书是在 2011 年秋，当时它才刚出版。大一末选课的时候，我在课程目录种猛然发现了刘瑜的名字，原来他回国来我校讲课了，课程标题是《美国的民主》。我心想，刘瑜先生讲美国民主，课程质量一定很高，果断第一志愿砸了上去，居然选上了。于是，大二第一学期每周二晚七点，我都会去六教 A 区听他讲课。
我是一个惜时如金，不会提前赴约的人，上课也从来不早去。由于刘瑜先生与这门课都很出名，我每次到场的时候教室都已挤满，每一条过道都摆满了小椅子。讲台和第一排座位之间有没有空隙我记不得了，我只知道这一学期十六周的课我都是在教室外上的，我作为正选学员，竟然从未踏入过那间教室。在教室门外站着听讲，既不犯困，又能享用新鲜空气。超载的教室里，一来缺氧，二来弥漫着人肉味，上课状态反倒未必有多好。
这门课主要讲美国的司法制度和政治制度，很快课程就谈到第一修正案。刘瑜先生顺水推舟，推荐了《批评官员的尺度》。这本书的译者是中国最高法法官何帆先生。何帆先生是刘瑜先生的朋友，所以我只把这份推荐当做朋友间的推销，并没放在心上。但是，书中主旨，包括第一修正案的精神、沙利文案、五角大楼文件案，都通过课程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近来一群师弟师妹们在上课时又被要求阅读此书，朋友圈刷了些星星点点的内容。我觉得很有趣，于是把它买来完整读了一遍。
可能很多人觉得隔壁大学思想比我们活跃。我可能是我们学校相当了解隔壁的人了，我可以拍着胸脯说，事情已非如此。认为隔壁思想比我校活跃，这是陈旧的刻板印象。
我校自古就是留美预备学校，可能是全球拿走美帝最多博士学位的非美帝高校。然而，我校又讲求又红又专，红得发紫，成批输出高级干部。1990 年代文科复建，优秀的年轻师生们填补了学校的精神洼地。在留美预备和干部储备的剧烈碰撞之中，真知灼见勃然而生。
刘瑜先生的课即是明证。一个被骂作“带路党”的争议学者可以来清华这个又红又专的红色大本营讲西方那一套资本主义宪政毒草，而且受到学生的热捧，以至于我在门外站了一学期。同时，某系辅导员在网络上公开向他的同学们严正警告，强烈建议大家不要选修刘瑜先生的课，认为他的思想和意识形态有错误。
现在，这本书才问世四年，但已经成为学校一些课程的读物。教授们对新知的接受和学习速度令人叹为观止，知识和思想一直保持着活跃，才能有这样的教学面貌。
补充：如今刘瑜先生的美国民主课已经在学堂在线上线，课程号 TsinghuaX: 00701032X，课程名为《美国政治概论》，所有人都可以免费听讲。这样的课程可以在网络上公开，本身就意味着很多。
《批评官员的尺度》主要是在谈沙利文案。为什么选择从案件的角度讲言论自由呢？沙利文案对于美国社会究竟有怎样的意义呢？我想，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司法在美国的作用和地位，就能够加深对沙利文案的认识。在美国，一切政治问题迟早都会变成司法问题。当政治问题成为司法问题后，就会引发控辩双方以及全社会的讨论，最终得到一个结果。沙利文案与言论自由即为一例。
国家元首很容易成为政治明星。即便在中国，美国总统也称得上是家喻户晓的人。但是能说出美国大法官名字的国人就少得多。这个世界的大多数地方都没有司法独立的传统，法庭在中国的传统形象，在于明镜高悬，在于用自己的智慧秉公办事、裁断纠纷，公平、正义，尽父母官之责。在法国大革命后的欧洲，大多数国家的司法权也是与行政权难解难分，远非独立。而现代法庭在美国所代表的政治意义，与传统的公平正义父母式裁决官有巨大的不同。它和总统、议会一样，是国家政治不可或缺的一个组件，行使一部分国家公权力。在美国，任何政治问题迟早都会变成司法问题。法庭不是行政的一个环节。法官和总统一样，是耀眼的政治明星。
布伦南大法官的继任者戴维·苏特大法官，就因为特立独行的人生风格拥有不少粉丝。他终身未娶，曾被华盛顿邮报评为十大钻石王老五之一[1]。他每天中午只吃一个苹果喝一杯酸奶，几乎不用任何现代科技产品，不用电邮不用手机，不受访不讲学不出书，所有的判决书都由钢笔写成。[2]怎么样？听起来是不是酷毙了。
[1] Yarbrough, Tinsley E. “David Hackett Souter: Traditional Republican on the Rehnquist Cour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ISBN 0-19-515933-0
[2] Jeffrey Toobin “The Nine: Inside the Secret World of the Supreme Court”, Anchor, 2008, ISBN 1400096790
在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中，司法权是最没有民主根基的。法官在民主社会里扮演的角色非常特殊，起到的作用无可替代。
最知名的弊端，就是多数的暴政。在民主社会，多数具有很大的权威，大多数人都支持大多数人、信任大多数人。在人人平等的前提下，这种多数的力量几乎是不可反抗的。
法国人在旧的君主政体统治时期，坚定不移地认为国王是不可少的；而当国王给他们制造了灾难的时候，他们却认为应当归咎于国王的顾问们。这种想法大大方便了统治，是人民只抱怨法律而继续爱戴和尊重立法的人。美国人对于多数也持有这种看法。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从微博微信里我们就能看到民意猛烈的波动。多数很容易出于激情制定法案，过了三天热度以后大家又会对法案的执行失去兴趣。
多数当然不能决定国家的一切，但是一切权力的根源又应当存在于多数的意志之中。所以，多数作为最高主权的所在，应当被加以节制。法学家就是节制多数权力，节制社会权力，保障个人免收侵犯。从而维护自由的人。
在我眼中，欧洲封建法学家的社会地位与社会作用很像中国封建的士，他们是平民和贵族的纽带。法学家没有贵族身份，没有贵族的财力和权力。他们富有知识，往往世代修习法律。平日里裁决、引导平民的纠纷，和平民有一定距离。他们讲求规范，按部就班，不喜欢革命精神和多数的轻率激情。但是，当王权不能给法学家应得的利益时，他们也会投入革命的浪潮，一如封建贵族。
法学家也只是人类社会中的一个阶层，他们并不天生就是公平正义的化身，他们和普通人一样有自己的利益和立场，并且会偏向自己的利益。他们在特定情况下可以与王权或民主社会合作，是因为他们与社会能够互惠互利，而不是因为他们刚正不阿。
民主社会没有国王和贵族，法学家是仅剩的规则守护者，是民主的调节器，阻止代议民主堕入民粹的深渊，阻止多数权力肆意侵犯个人的自由。
与议会、总统不同，法官不由公民选举，而且终身任职，拥有较高的独立性，不容易受民意左右。但法官的权力又远小于总统和议会。他们没有任何强制力量，只能写下判决，至于社会各方能不能依判决行事，法院完全无力干涉。在司法权、立法权、行政权中，美国的司法权是最弱小的。所以，法院需要谨慎地保护自己的权威，写出切实可行的判决，谨防一切有可能损坏判决效力的行为。它们必须和社会各方通力合作，才能维持司法的权威。一下为两个案例：
在 1957 年阿肯色州小石城事件里，阿肯色州州长就公然拒绝执行最高法院在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中的判决，阻止黑人学生进入普通学校，甚至部署了国民警卫队。小石城市市长因此向艾森豪威尔总统请求干预。艾森豪威尔总统派遣美国陆军第 101 空降师，接管了阿肯色州国民警卫队万余人，护送黑人学生进入学校，此事才得以解决。
艾森豪威尔总统本身是南方人，党派为共和党。从政治立场上说，大张旗鼓地反对种族隔离，对他在故乡和党内的声誉都有不少负面影响。但是他本着对司法权尊重的精神，冒着极大的风险与州政府做斗争，维持了最高法院的判决。
除了丧失南方和党内支持的风险之外，他还要冒着和州权对抗的风险。联邦权力肆意侵犯州权是大逆不道的行为，怎样把握分寸很考验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智慧。此外，他还要冒着干预失败的风险。如果干预失败，联邦法院和联邦总统的权威将受到双重打击，而种族隔离的势头将难以遏制。
所以，艾森豪威尔总统派遣了非常特别的人去执行这项护送黑人学生的任务，那就是 101 空降师。101 空降师是美国二战的功勋部队，参加了诺曼底登陆和市场花园行动，制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立体登陆、空降奇袭，战绩彪炳，在美国拥有极高的声望。所以，当他们来到小石城的时候，没有人愿意反抗他们，他们安然护送九名小学生进入了小石城中央中学。
我不知道图片作者是谁，本图片已经进入公有领域，可以随意使用。
法院不是判了就判了，判决上的白纸黑字变成事实，不仅要求判决本身切实可行，还需要社会各方的细心努力。
很多美国的社会进步都是这样是在困难中一点一点卖力前行的。中国的情况也很难例外。
小石城事件参考文献：
[3] Retreat from Newport Time. September 23, 1957
[4] Smith, Jean Edward. Eisenhower in War and Peace. Random House. 2012: 723. ISBN 978-0-679-64429-3.
这部分我有点懒得写了，新世纪周刊 2008 年这篇写得很好：http://news.sina.com.cn/w/2008-08-19/115016140465.shtml。
大致情况是，为了应对经济危机，罗斯福推进了一系列“新政”。当时的罗斯福总统拥有极高人气，他的动议很容易被议会转化成法案。这些“新政”侵犯了很多个人的利益。被侵犯的个人发起大量诉讼，有一些诉讼传达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判定诸多“新政”法案违宪。在那样一个全球面临广泛危机的时刻，国家立法机构所立的法案一个接一个被法院里的九位老人裁定为违宪，这严重拖累了罗斯福拯救经济危机的措施。罗斯福妄图议会通过新法案来辞退一些老法官，或者增加最高法院法官的名额。虽然当时国民和议会都钦服于罗斯福总统的领导，对法院很不满意，急切希望罗斯福“新政”能够得到落实。但当罗斯福提出这种违背三权分立根本原则、破坏美国立国伦理的议案时，大家还是表示了强烈反对。事实上，最高法院的这些危险裁定对罗斯福的新政起了很多积极作用。罗斯福新政就是典型的托克维尔所说“民众激情”的产物，法案中有诸多不现实、不完善之处，引发了很多社会问题。正是由于年迈而有阅历的法官们从更长远的角度不断匡正法案中的过失，最终得到三权一致认可的法案才真正能起到实效。
从这个例子中也能看出，弱小的司法权没有任何强制手段，判决的执行要依靠行政人员和立法人员的自觉。在罗斯福填塞法院事件中，总统权已经放任到难以控制，但是立法人员在激情燃烧到最火爆的时候还是对过分的总统权表示了质疑，最终捍卫了司法的权威。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三权相互制衡的显著关系。
下面我会介绍几位书中出现的法官，可以进一步了解书中他们言论的分量。
如果只读《批评官员的尺度》，可能会汉德法官印象不深。他只是一个给霍姆斯大法官写信的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法官。但其实，汉德法官享有“最高法院第十大法官”这一美誉，汉德法院也被成为“联邦最高商事法院”。联邦最高法院的九大位法官随着年代变迁总计有许许多多，但是联邦第十大法官只有汉德法官一位。
不少人认为，汉德法官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最重要的法学家。他对塑造美国社会的形态起到了无可估量的作用。甚至，他提的很多方法是中国司法考试的考察知识，他讲得不少名言在中国也拥有相当高的知名度。
下面我摘录一些他维基条目下的中英文评价，虽然不权威，但是可以看出一部分民众的看法：
尽管未曾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但他被公认为是美国最高法院三位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本杰明·卡多佐之外的最有影响力的法官。
Hand has been quoted more often by legal scholars and by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1] than any other lower-court judge.
Hand is also remembered as a pioneer of modern approaches to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His decisions in specialist fields, such as patents, torts, admiralty law, and antitrust law, set lasting standards for craftsmanship and clarity.
在美国经济腾飞，国力赶超英国的那个时代，美国有很多优秀的商业创新，也产生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商业现象，引发了一些新的纠纷。由于种种原因，汉德法官审判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案件，良好地解决了这些新问题并且给后世留下了很多方法和标准。在联邦政府诉美国铝业公司垄断案中，他面对四万页卷宗做出了 28 页经典的反托拉斯判决；在爱尔兰之花案中，他提出了分离作品思想与表达的抽象概括法；在美国诉卡洛尔拖船公司案中，他提出了认定过失责任的汉德公式。
汉德法官祖孙三代都从事司法工作，汉德法官本人从小就是天赋异禀的高材生，是哈佛大学的荣誉毕业生，毕业致辞人。他就是民主社会中特别具有贵族色彩的那一部分。他在反托拉斯案判决中，给出这样的判词：
许多人相信，如果一家企业积蓄了无与匹敌的经济力量，往往可能导致扼杀原创、弃俭就奢、自耗精力；缺乏竞争本身就是麻醉剂，鼓励对抗才有助于工业进步；只有不断接受压力刺激，人们才会居安思危。国会不会放纵“好托拉斯”，谴责“坏托拉斯”，而是对任何形式的托拉斯都予以规制。
这种立场明显不是民众的激情所能持有的，民意更倾向于眼前的“好”“坏”，难以有汉德法官这样贵族式长远慎密的眼光。
汉德法官平生最著名的一次演讲是《自由的精神》（The Spirit of Liberty），演讲很短，但有不少在中国都颇受欢迎的名言，我按照顺序摘取部分内容如下：
当我们说我们首先追求自由的时候，意味着什么呢? 我经常怀疑，我们是否对宪法、法律和法院寄予过多希望。这些是虚幻的希望，真的，这些是虚幻的希望。自由存在于人们的心中；一旦它在人们心中死去，没有任何宪法、法律或法院能拯救它；甚至没有任何宪法、法律或法院能予给它多大帮助。
当自由存在人们心中时，无须宪法、法律或法院去拯救它。那么这一必须存活于人们心中的自由究竟是什么呢? 它不是冷酷无情，不受约束的意志；不是随心所欲的自由。那是对自由的否定，直接导致自由的毁灭。倘若在一个社会中人们不承认对他们的自由应有所控制，那么它很快会变成一个只让一小撮凶狠残暴的人拥有自由的社会。对这一点我们已有痛苦的教训。
什么是自由的精神? 我无法给它下定义，只能告诉你们我自己的信念。自由的精神，就是对何谓正确不那么确定的精神；自由的精神，即是尽力去理解别人见解的精神；自由的精神，即是将别人的利益与自己的利益不带偏见一并考虑的精神；自由的精神铭记，即使一只麻雀落地也该引起注意。
参考文献
[5] http://www.learnedhand.org/
[6] The Spirit of Liberty, papers and addresses of Learned Hand, together with The Bill of Rights The Oliver Wendell Holmes Lectures, 1958, by Learned Hand, a facsimile of the 1974 Third Edition, Enlarged, by Alfred A. Knopf, produced by Legal Classics Library, Birmingham, 1989.
[7] 《自由的精神》译序，何帆，未出版，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NDM5Njg2NA==&mid=203756162&idx=1&sn=ba45d4893633d1364e49046052f7c6bd&3rd=MzA3MDU4NTYzMw==&scene=6
大约在书的末尾，伦奎斯特这四个字默默登场。我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颤抖了一下：他竟然也出现了。
在沙利文案系列案件中跑龙套的伦奎斯特大法官，后来接替伯格，成为了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而且在位 19 年，最终以 80 岁高龄死在任上。
伦奎斯特大法官非常保守，他们法院的一系列动作后来被称为伦奎斯特革命。伦奎斯特法院致力于维护州权，一反常规地裁定大量国会通过的法案违宪。这些行为留下了许多争议，其影响也绵延至今。
被伦奎斯特法院裁定违宪的不少法案都是“好”法案，比如校园禁枪的法案、保护受暴力侵害女性的法案等。但法院是本着保护私权的原则去做这些裁决的。
当今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曾经是伦奎斯特大法官的助理法官，他也持有保守立场。对于我这个年龄的人而言，这两任法院就构成了美国法院的当代画像。
美国的言论自由也有它的问题，套用书中的一句话：“言论自由被媒体专有的程度有多少，言论自由被破坏的程度就有多少。”中国大陆虽然很缺乏媒体自由，但公民普遍的言论自由还是相当充裕的。民主国家的权威归于大多数，一旦在民主国家说出违背政治正确的言论，即便肇事者不会受到法律的惩罚，他也无法逃脱社会中无处不在的多数批判。著名科学家，DNA 的发现者，诺贝尔奖得主沃森，因为发表了“觉得黑人比较笨”这样的言论，丢掉了工作，处于多年失业状态，甚至拍卖掉自己的诺贝尔奖章以求生计。这种事在美国经常发生。中国也有类似的事情，例如前不久的毕福剑事件。在不恰当的场合谈违反政治正确的话，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都会遇到很大的困难，这一方面美国的言论自由并没有优越性。在同样触犯权威的情况下，中国的肇事者会因为反抗威权会得到很多人的同情和保护，而美国的权威即为社会大多数，所以肇事者难有容身之地。在美国为少数派争取说话的权利，既需要少数派的努力主张，也需要司法机关冷静的保护。这些条件并不那么容易达成。
总之，我认为中国的言论自由并没有那么悲观，美国的言论自由也不像书中所讲的那样浪漫。大家还都需要探索更美好的未来。
原著：列夫·曼诺维奇
译者：OrangeCLK orangeclk[at]orangeclk.com
什么是新媒体？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列出大众报刊在「新媒体」话题下经常讨论的内容：互联网、网站、计算机多媒体、电子游戏、CD 和 DVD 光盘、虚拟现实。这就是新媒体的全部了吗？拍摄为数字视频、由计算机工作站剪辑的电视节目算不算呢？使用 3-D 动画和数字合成的未来电影算不算呢？一些打印在纸张上的摄影、插图、设计、广告等作品也是用计算机创造的，使用了图片合成与图文合成，这又算不算呢？哪里才是新媒体作品的边界？
从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人们目前通常认为，新媒体是指用计算机来发行、展示的内容，而不是用计算机生产的内容。因此，人们认为发行在计算机上的文字（网站和电子书）是新媒体；但是发行在纸张上的文字就不是。类似的，人们认为放在 CD 光盘上的照片是新媒体，需要计算机才能浏览；但同样的照片打印在书中就不是。
我们应该接受这种定义吗？如果我们希望曲全面理解计算机对文化施加影响的后果，我认为这个定义太局限了。有的计算机是展示、发行内容的机器，有的计算机是内容生产的工具，有的计算机是内容存储设备。没有理由认为哪一种计算机比其他两种更特别。它们有相同的潜力改变现有的文化语言，也有相同的潜力保持现有文化状况不变。
呃，后一种情形不大可能出现。如同 14 世纪印刷术和 19 世纪摄影术对现代社会与文化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今天我们可能正处于新媒体变革的过程中，一切文化活动正在转向依赖计算机媒介的生产形式、发行形式、交流形式。这次变革比过去的文化变革可能更加意义深远，我们还只是刚开始记录它的初步影响。事实上，印刷机的发明只影响了文化交流的一个环节——发行介质。类似的，摄影术的发明只影响了一种文化交流内容——图像。相反，计算机媒体革命影响了文化交流的所有环节，包括获取、操作、存储、发行，它也影响了所有类型的媒体——文本、图像、影像、声音、空间构建。
我们应该怎样开始试想这次根本变革的影响？在记录、存储、制造、发行中，哪些计算机手段使媒体变「新」了呢？
「媒体和计算」一节中，我指出新媒体意味着两条历史轨迹的交汇：计算技术和媒体技术。这两条轨迹都发源于 1830 年代，计算技术起源于巴贝奇分析机[1]，媒体技术起源于达盖尔照相法[2]。终于，20 世纪中叶，现代数字计算机问世，可以更高效地执行数值计算。在世纪之交，数字计算机取代了企业和政府广泛使用的大量机械制表与和机械计算机。与此同时，我们见证了现代媒体技术的发展，感光板、电影胶片、唱片等不同的材料开始用来存储图片、影片、声音、文本。这两段历史汇合成了什么呢？那就是所有已知的媒体都转变为可以通过计算机访问的数字信息。这个结果就是新媒体——图形、影像、声音、形状、空间、文本都变得可计算，都由计算机数据组成。在「新媒体原则」一章中，我注目于媒体在这种新状态下的重要影响。我不会把眼光锁定在交互性或超媒体这样常见的领域，我自有另一张关注列表。列表将所有新媒体的原则归纳为五个——数字化表达、模块化、自动化、可变性、文化转码。在最后一节「新媒体不是什么」中，我指出了另一些经常被称为新媒体原则的内容。我会以电影为例，证明这些内容的本质在过去的文化形式与媒体技术革新中也存在，它们确实可以区分媒体的新旧。
[1] 分析机是由英国数学家查尔斯·巴贝奇设计的一种机械式通用计算机。——译者注
[2] 达盖尔银版照相法是利用镀有碘化银的钢板在暗箱里进行曝光，然后以水银蒸汽进行显影，再以普通食盐定影，得到的实际上是一个金属负像，但十分清晰而且可以永久保存。由于曝光大约需要 20到 30分钟，因此，早期摄影多拍摄静物、风光、人像等等。——译者注
1839 年 8 月 19 日，法兰西学会宫遍布好奇的巴黎人，他们前来聆听路易·达盖尔正式讲述一项他发明的全新再现方法，达盖尔后来因为立体透视模型而扬名，当时他将这个再现方法称为达盖尔摄像法。「几天后，光学仪器商店挤满了业余爱好者，他们都渴望达盖尔摄像设备。到处都有摄像机瞄准着建筑物。每个人都想记录从他家窗户眺望的风光，每个人都是幸运儿，每个人都首先在自家窗口拍摄到屋顶倚靠天空的剪影。」[3]。媒体的疯狂开始了。五个月内，达盖尔摄像法有超过三十种不同的描述发表在全世界——巴塞罗那、爱丁堡、那不勒斯、费城、圣彼得堡、斯德哥尔摩。一开始，建筑和风景的达盖尔摄影统治了公众想象。两年后，达盖尔摄像法得到了各方面的技术提升，肖像画廊开始遍地开花——每个人都急切希望拥有自己的照片，希望能够被这种新媒体机器拍摄。[4]
[3] The history of Photography from 1839 to the Preesent Day，Beaumont Newhall 著，第四版，（藏于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1964 年），18 页。——作者注
[4] The Hisstory of Photography, Newhall 著，17-22 页。——作者注
1833 年，查尔斯·巴贝奇开始设计一种设备，他称之为「分析机」。这种机器拥有大部分现代计算机的核心特点：穿孔卡片输入数据和指令；信息保存在机器存储中；巴贝奇称之为「磨坊」的计算单元来执行数据操作，并且将结果写入存储；最终答案会被打印到打印机上。分析机设计得可以做任何数学运算。而且它不仅可以按照纸带上的程序运行，也可以基于中间计算结果动态决定下一步执行那一条指令。[5]然而，与达盖尔摄像法受到广泛应用相反，分析机连一台复制品都没有。达盖尔摄像法作为再现现实的现代媒体工具，一经就立即影响了社会；而计算机对社会的冲击则并没有显现。
[5] 作者的意思是分析机不仅能顺序执行指令，还能选择执行指令。但其实对于现代计算机而言，程序本身就可以包括选择、循环等信息，不局限于顺序指令。——译者注
有趣的是，使用穿孔纸带存储信息的主意是巴贝奇从更早的可编程机器中借鉴的。1800 年左右，J·M·雅卡尔发明了由穿孔纸带自动控制的织布机[6]。这种织布机可以编织繁复的画面，比如 Jacquard 的肖像。可以说，提花机就是专门的图像计算机，这启发了巴贝奇的工作。他设计的分析机是更通用的计算机，可以执行数字运算。奥古斯塔·埃达是巴贝奇的支持者，也是世界公认的第一位计算机程序员。他指出：「就像提花机编织花朵和树叶那样，分析机编织代数模式。」[7]事实上，早在计算机可以处理数字之前，可编程机器就已经可以合成图像了。不过计算机史学家并不重视提花机和分析机之间的联系，因为对他们而言，计算机图像合成仅仅是计算机万千应用之一；但是对一个新媒体史学家而言，这段历史是非常重要的。
[6] 一般称为「提花机」，即 Jacquard loom，也称作 jacquard。——译者注
[7] Charles Eames 著 A Computer Perspective: Background to the Computer Age，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0 年, 第 10 页。——作者注
现代媒体发展和计算机发展大约在相同的时间，其实这并不令人惊讶。媒体机器和计算机器都是现代社会能够运转所必备的。将同样的文本、图像、声音传达给千千万万的公民，保证社会拥有同样的意识形态，这是必须的；就像保存公民的出生年月、就业记录、医疗记录、公安记录一样重要。摄影、电影、印刷、广播、电视使得前者成为可能，而计算机使得后者成为可能。大众媒体和数据处理是互补技术；他们共同出现，而且一齐发展，造就了现代大众媒体。
媒体和计算两条轨迹长期并行发展，并未交错。在整个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叶，人类发明了大量机械、电子制表机、电子计算机；这些机器的运算速度越来越快，使用范围也越来越广。与此同时，我们也见证了现代媒体的发展，感光板、电影胶片、唱片等不同的材料开始用来存储图片、影片、声音、文本。
让我们继续跟踪这段交汇的历史。1890 年代，静止照片变得可以移动，现代媒体展开了前进的另一步。1893 年 1 月，第一个电影工作室——爱迪生的「黑玛利亚」，制作了一部 21 秒的短片，在一间特制的放映厅中展映。两年后，卢米埃兄弟将他们全新的电影摄像/投影综合技术呈献给了专业观众。后来，1895 年 12 月，电影开始面向普遍公众。一年之内，约翰尼斯堡、孟买、里约热内卢、墨西哥城、大阪的观众都体验了这种新媒体机器，他们觉得电影不可抗拒[8]。渐渐地，拍摄场景越来越长，摄像机前的现实片段和后期的视频剪辑越来越复杂，拷贝也增多了。芝加哥和加尔各答、伦敦和圣彼得堡、东京和柏林，以及成千上万的小地方，电影图像都在安慰着观众们。当时人们面临着不断紧张的环境，以人类大脑的数据采样和处理能力，影院之外的现实环境他们已经无法应对。对于现代社会的臣民而言，时不时进入电影院的黑暗小屋放松一把，已经成为了日常的生存技能。
[8] David Bordwell 和 Kristin Thompson 著 Film Art： An Introduction， 第 5 版，纽约：麦格劳希尔出版社，第 15 页。——作者注
1890 年代是媒体发展的重要十年，也是计算发展的重要十年。当时，个人、企业、政府都已无力应对他们需要处理的大量信息。1887 年，美国人口统计局仍然在处理 1880 年的调查数据。于是该局在 1890 年的调查中使用了赫尔曼·霍尔瑞斯设计的电子制表机，从每个人那里采集到的数据都被打在穿孔纸带上。最终， 46804 位统计员完成了总人口 62979766 的统计表格。霍尔瑞斯制表机打开了计算机商用的大门。接下来的十年，电子制表机成为保险公司、公共事业公司、铁路局、统计部门的标配。1911 年，霍尔瑞斯制表机公司与其他三家公司合并为计算-制表-记录公司。1914 年，托马斯·J·沃森 被选为公司首脑。十年后公司规模增长为三倍，此时沃森将公司改名为「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简称「IBM」[9]。
[9] Eames 著 A Computer Perspective，22-27 页，46-51 页码，90-91 页码。——作者注
时间到了二十世纪。1936 年是媒体和计算历史的关键一年。这一年英国数学家阿兰·图灵写了一篇影响巨大的论文，标题为《关于可计算数》。论文中他给出了通用目的计算机的理论描述，这个计算模型随后被命名为：「通用图灵机」。虽然它只有四种基本操作，但可以执行任何人类能做的计算，而且它还能模拟任何其他计算机。这台机器通过读写无限长纸带上的数字来运行。在每一步运算时，纸带会前移一格以供图灵机探头获取指令、读写数据。这样看起来图灵机似乎很像电影投影机，这是一个巧合吗？
如果我们相信世间有「电影术」这个「书写运动」的概念，那么电影的本质应当就是将可视化的数据捕捉和存储到物理材料中。电影摄像机把捕捉的数据存放在胶片上，电影投影机再把它读取出来。计算机的程序和数据也需要存储在某些介质上，这一点电影装置和计算机十分相像。计算机就好像同时是摄像机和投影机，它在无限长纸带上既读取指令和数据，又写下中间过程和运算结果。事实上，适用存储介质的发展和数据编码方式的发展构成了电影和计算机早期历史的重要部分。如同我们所知，电影发明人最终决定采用赛璐璐胶带记录离散的一张张图像，而需要更快读写速度的计算机发明人最终决定采用电子二进制编码来存储信息。
媒体和计算的历史后来缠绕得更紧密。在图灵写下那篇惊世骇俗论文的同一年，德国工程师康拉德·楚泽开始在柏林城父母的公寓里制造计算机。楚泽的计算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台可以工作的电子计算机。他的这台发明采用纸带来控制计算机程序，而楚泽所使用的「纸带」事实上恰好就是废弃的 35 毫米电影胶卷。[10]
[10] 同上，第 120 页。——作者注
这些胶卷的某一块残存碎片上，二进制代码的圆孔恰好穿过了一帧室内内景。那是一个典型的电影场景，两个人似乎在一个房间里发生了什么。不管怎么说，这个场景最终成为了一系列计算机指令的背景，包含在电影场景里的意义和情绪都被它数据存储的新功能扫除了。现代媒体赖以自豪的模拟现实几乎被删除殆尽，媒体回到了它们原本的角色——信息存储。在这场俄狄浦斯式的技术改造中，儿子谋杀了父亲。为了应用更有效率的二进制表达，电影的图像记录被消除，电影成为了计算机的奴隶。
但这还不是故事的终点，我们的故事还有一个喜剧的转折。楚泽那卷二进制代码与图像记录叠加的奇怪胶卷给了两条历史轨迹交汇的希望，在那之后半个世纪，媒体和计算机终于相遇了。达盖尔摄像术和巴贝奇分析机、卢米埃电影术和霍尔瑞斯制表机，他们终于合二为一。所有已知的媒体都变成了计算机可以访问的数字数据。结果：图像、影像、声音、形状、空间、文本，都变得可计算，都成为了计算机的数据集合。简言之，媒体变成了新媒体。
这场相遇改变了媒体和计算机的身份。计算机不再是计算器、控制器、通信设备，计算机成为了媒体处理器。以前，计算机只能读取一串数字，再输出统计结果或者弹道轨迹；现在，它可以读取像素值、模糊图像、调整对比度、检查图片是否含有某物品的轮廓等。有了这些底层的基础操作，计算机还可以执行更有野心的任务——在图片数据库中搜索与输入图片构成或内容相似的目标图片；侦测电影中的镜头变化；或者根据提供好的设置和演员，自己合成电影镜头。在历史的循环中，计算机已经复归本源。它不再像分析机那样只能吱吱嘎嘎地吃掉数字，现在它已经变成了提花机那样的媒体合成器与媒体控制器。
passport-weibo 是一个调用微博 OAuth 2.0 API 完成用户登录的 passport 策略。
下面是 passport-weibo 官方提供的一段示例代码：
1 | passport.use(new WeiboStrategy({ |
WeiboStrategy 的第二个元素是一个函数，函数会传回一个 profile 对象，存储了登陆者的信息。我查看了这个对象的具体具体内容。
微博返回的 profile 对象有五个属性：
profile._json 的属性详情如下，没写的代表我不秦楚：
这是 Fifty Challenging Problems in Probability with Solutions 中的第 20 个问题。
A、B、C 三人进行手枪决斗。A 的射击命中率是 0.3，C 的射击命中率是 0.5，B 是百发百中的神枪手。他们按照 A、B、C 的顺序循环依次射击，每次可以自己选择射击目标，直到决出胜者。请问如果你是 A，你会怎么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