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从来没有面对过短视频平台和电子游戏这样用高科技武装的、专门让人上瘾的产品。它们和传统通俗娱乐的区别就如同化工毒品与植物烟草的区别。依靠人性很难普遍抵抗这些产品的吸引力，毕竟他们就是针对人性弱点而设计并且快速迭代的，这类高科技娱乐上瘾品需要更多管制。
大量谣言与消极情绪传播、使用者精力与时间的过多消耗，不仅会对消费者本人造成伤害，而且对于整个社会也有相当的负外部性。
在现实生活中，烟酒这两种经典的娱乐上瘾品都有附加的消费税。我的一条设想是：针对网络上瘾品，开征时长累进制的网络上瘾消费税。超过2小时起征，用户端必须实缴才能继续使用，用得越久征得越多。用户在这些平台打赏、购买皮肤、道具等，也需要缴纳额外的消费税。
此外，进入数字时代之后，传统的年龄分级手段越来越容易被绕过。如果使用实缴消费税，可能会比年龄分级能够更有效地限制低年龄用户使用。
当然，目前国内游戏产业的监管已经很严，大概不宜再单纯增加更多监管措施。目前的监管对提升游戏产品质量、减少游戏对社会的伤害是否有利，也有待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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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建过一个论坛，名叫永恒九月。那还是一个发帖不需要实名制的年代。不过这个论坛只有我一人发帖。
还在微博上开了一个同名账号，从2015年开始更新，更新到2018年。
论坛的主题，就是探讨互联网监管，当时不算热门话题。
后来我嫌维护太麻烦，已经把网站删除，数据也清空了。所以当初写的关于“永恒九月”的介绍也没有了，最近遇到社区冲突，正好重写一下。
Usenet，是一个邮件组。邮件组、BBS、论坛、社交网络，形态不同，但都是社区产品。按照我们现代人的理解，就可以当作是用邮件交流的群吧。现在仍然有邮件组存在，只是普通人用得不多。
Usenet在中国曾经有一次高光。朱令铊中毒事件中，协和医院无法判断朱令到底得了什么病。贝志诚、蔡全清等人整理了朱令的病史，翻译成英文，通过北京大学的互联网连接上Usenet的sci.med等板块，向全球发起求助。就在邮件发出当天，就有医生回复说：这是铊中毒，而且越来越多的医生往这个方向怀疑。后来，UCLA和美国大使馆都参与进来，大家通过早年还非常不发达的中国互联网搭建了远程诊断平台。最终确诊为铊中毒。
那是1995年，Usenet已经在永恒的九月中了。
互联网的早期设施很多都发源于高校，最早的网络社区Usenet也不例外。高校网络社区有一个特点：新人会在每年9月批量涌入，而且除了这个时间点之外基本没有新人。刚刚触网的新生会有一个融入网络环境的过程，需要学习社区的规则和道德，也会对社区习俗有不理解的地方；同时，社区里的老人也会感到受冲击，需要经常与社区新成员沟通社区礼仪，也常会有不耐烦的情况。
总之，批量涌入的新用户，会给社区带来摩擦。
1994年3月，AOL向其互联网用户推出了Usenet网关功能，AOL的客户都可以访问Usenet了。于是，Usenet的老用户就觉得，他们陷入了“永恒的九月”之中。每个月都像是九月，每个月都有源源不断的新用户涌入社区，社区的礼仪再也无法维系，而且新的礼仪也无法形成，因为新礼仪形成的过程中，就有更多的新人涌进来了。“本地人”和“外来者”之间的摩擦永远都不再停止。
几乎所有大众互联网社区都难逃此宿命。要想避免永恒九月，社区必须要足够克制，有节奏地引导新人加入。但是过去20年互联网行业大发展的基本模式就是吸引大量用户、获取大平台地位、取得超额收益。用户量是商业成功的互联网平台所必须追求的第一目标。要想获得商业成功，永恒九月来得越早越凶猛越好。
但是，当网络平台已经吞噬世界、无法再增长的时候，九月也终于就结束了。这个时候，大型网络社区不得不花成本来收拾社区内部的乱摊子，平台之间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社区治理之争。而且这不仅是争取用户的商业竞争，由于大型平台已经吞噬了整个世界，平台上发生的事情对现实世界已经有巨大影响。如果平台治理不好，会影响到现实世界中很多利益相关方。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政府监管的降临。
在平台充分大的时候，再加入的新人与已有的“本地人”相比也有限。September ends. 这个时候，或许确实是营造社区礼仪的合适时机。
知乎、B站，但凡有一天动念开始想参与大平台社区竞争，就无法摆脱漫长的九月，邀请码、礼仪考试也无法阻止。
但如果不参与大平台社区竞争，自身也不专注于某个垂直类型，唯一的优势是“社区氛围”，这样是不是也有可能被市场淘汰呢？在市场上，我暂时没有想到这样的盈利社区。
如果是我，我也会选择度过漫长九月，回头再考虑社区治理的问题。在漫长的九月中，我会尽量按照市场竞争环境和社会压力环境来调配社区治理的力度。先生存下来，又何尝不是对平台最早一批“原住民”利益的一种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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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卫视原定于2022年4月12日举办一场抗疫晚会，后来在大家的谴责声中取消。
但是3月17日坂本龙一的音乐会录播则很受大家欢迎，5月20日、21日周杰伦的演唱会录播也令大家享受。
这可能意味着，普通公民虽然没有理论知识，但仍然可以认识到东方卫视是一家宣传机构，而不是娱乐内容生产商。
在看到东方卫视节目单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这是东方卫视的履职行为。作为城市的电视台，这个时候应该需要推出一些文艺表演，至少安慰人心。
但是，由宣传部门牵头做，并不合适。试想，如果抗疫晚会是明星个人或演艺团体发起，或是由B站、灿星这样的专业内容公司发起，东方卫视只做搭台、帮忙的工作，也许市民会很欢迎，大家也真的能受到抚慰。
我甚至想，如果是湖南卫视、CCTV6、CCTV音乐等频道来发起类似活动，同样是公立电视台，说不定也能受认可。内容生产商和宣传机构的区别，虽然已经被有意混淆，很多市民平时也真的会被绕进去，但在切身紧要关头，还是能仅凭直觉如此直白感受到其中莫大的不对，进而生发被敷衍玩弄的粗犷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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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阅读一些文档的时候，不管是在电脑屏幕还是在电纸书、平板电脑上，都没有办法高效率地消化，有时候读起来实在痛苦，不得不去打印。
而真打印了一大本之后，细细阅读的只是少数，大部分只是一翻而过，有的甚至只翻其中零星几页。然后就丢到回收垃圾桶里不会再看。丢的时候心里会有一点负罪感，觉得对不起可持续发展。
事后回想，打印纸张，本质上是许多块便携屏幕，可以随时调换顺序、调取查阅。显示器仅有的一块屏幕的效率当然赶不上它。按马诺维奇说法，纸张、画框、窗户、显示器本就都是screen。
在处理单个页面的时候，电子屏幕是一种线性媒介。就像加强版的录音带，基本上只能快进、快退，多增加了一个快速定位到指定位置的功能。但无法像纸张那样多点同时阅览搜寻。当然，屏幕加上超链接，就是超级媒介了，本文不论。
单页屏幕展示图文内容时，线性方向是纵向滑动；展示视频时，线性方向是横向时间轴。但不管是哪种体裁，能提供的操作都是线性滑动与直接定位这两种。
有的网页已经做了细致的目录结构，供用户便捷地来回跳转。就我个人体验而言，在我已经很熟悉一份文字文档的时候，细致目录很实用，可以快速定位到我想要的位置。但是在学习、熟悉文档框架的时候，细致的目录锚点也无法满足我的需求。学习文档时，我不仅需要经常前后翻阅，而且每次翻阅后的阅读粒度也不确定，有时候是一扫而过，有时候会细读一整个章节。而在阅读章节的过程中又会经常切换到其他章节去对照、参考。目录锚点虽多，但屏幕终究只有一块。打印出来，我可以摊开八张四处比对。
最接近这种体验的电子屏幕，可能是打开多个标签页的平板电脑。足够轻便、屏幕足够大、可以用标签切换不同的页面。但如果同时需要扫描的页面较多，切换标签还是不如纸张方便。另外，切来切去也确实比不上同时看几个页面。
大屏、多屏就是生产力，此言不虚。居家办公的时候，打印机对我而言是强大的效率工具。显示器不够纸来补，也许你也可以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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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知道曾鸣，是因为2015年一篇关于比特币的长篇报道，我觉得写得特别好，哪怕到如今的Web3时代，这篇文章也不过时。
听了这期播客，才知道这是曾鸣在GQ的第一篇报道。
曾鸣在播客中传达的理念我也非常喜欢，“正面”迎击，不做迂回；“正面”书写，不做外围。另一方面，直击核心才是“正面”，政治和商业宣传不是正面。
一篇文章需要5个月制作周期，但这已经是加班加点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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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上面这期播客的时候脑子里不断浮现一张地图，是熵的地图。一个地方发展越久、越充分，多样性就越高（包括语言、习俗等等），熵越大，信息量高，描述起来需要更多字符，称谓越细致。两个极端就是「散装江苏」和「东北」。
以人口规模为为度量绘制地图，以经济体量为度量绘制地图，现在都不算罕见。如果按照多样性、熵为度量来绘制地图，那江南河北定是蔚为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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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末我去延庆参观了奥利匹克火炬。
鸟巢的火炬在闭环内，无法探访。张家口的火炬比较远，疫情期间出入京麻烦，所以我选择了延庆火炬。工作人员说，奥运闭幕后，这里的火炬台将保留，奥运火炬会熄灭，会放一个别的火炬上去。
火炬广场晚上20:30就关门，我去晚了，所以夜间没能近距离观察。金属表面反射出灯光的缤纷色彩，非常好看。
工作人员已经很有经验了，告诉大家这么美的火炬拍照是拍不出效果的。广场晚上不开门，也不能通融。有监控，鸟巢那边可以看到监控。
旋转的火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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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几个月前，看到HackerNews在讨论这篇文章：Information Overload Helps Fake News Spread, and Social Media Knows It - Scientific American
本文的中文版我正好在环球科学2021年1月刊中看过，这篇文章介绍了OSoMe的各项研究成果。OSoMe全称是印第安纳大学“Observatory on Social Media”研究项目。我觉得环球科学的文章很不错，亮点不少。
但是OSoMe的回音室项目讨论，和我对现实的感知有冲突，环球科学原文里这部分体现得比较淡，但HackerNews那篇帖文（已经找不到链接）把这一点突出了，于是我想翻翻他们的论文原文，看看有什么发现。
他们做了有可视化界面的回音室demo，而且还支持中文，看起来非常方便。
Social Media Echo Chamber (iu.edu)
Demo里可以设置几个变量：
如果我们按照直觉去设置这些变量的值，会发现最终社交网络都会演化成纯粹的极化网络和同质网络。
但这和我们实际生活中观测到的现象并不一致。在现实中，哪怕是小规模社交网络，经过漫长的时间也很难演化成纯粹的极化网络或同质网络，那么哪里有疑点呢？
他们这一系列的论文和代码都在这个网站上，我这里多给出几个链接：
其中，Echo Chamber模拟器的源代码地址是：GitHub - soramame0518/echo_chamber_model: Echo Chamber Model
我直接指出我的质疑吧：代码中所有用到的随机数生成过程，都是以uniform random的方式生成随机数的。而每个个体的参数都被设置成了相同的或是均匀的。
但现实中，个体的容忍度、个体容易受他们言论影响的程度、个人取消关注的倾向，既不可能是相同的，也不可能是均匀分布的，而应该是正态的。纵观整个代码，我没有看到这部分的体现。
当然，还有其他和现实环境不同的地方，比如，现实中的社交网络有新加入的节点，也有不断退出的节点，模型也没有体现。但我的直觉是，这些部分不像统计错误那样，会对模拟网络的结构产生那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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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11升级，升级过程中遇到死机花屏故障，看起来是核显无法正常工作。搜索了一下几乎没看到类似的案例，所以我记录如下。
设备配置：
使用核显外接显示器。开启XMP以启用2933MHz内存频率。
这台设备在从Windows 10升级到Windows 11的过程中，突然花屏闪屏，进度卡在64%，看起来像是核显输出坏了。硬盘灯不再闪烁，但机器也没有再自动关机。
第二天还在这个状态，于是选择强制关机。关机以后再按下开机按钮，无法启动，主板指示灯在CPU和DRAM之间来回闪烁。此时关闭电源，重新插拔内存，再启动，就正常了，并且自动恢复到Windows 10。这时设置BIOS关闭XMP，再次升级Windows 11，就一切正常，成功升级。升级以后再打开XMP，仍然一切正常，可以在XMP频率下使用。
我猜测可能是在升级重启的过程中，机器突然无法处理内存的XMP配置，造成核显故障。
如果是AMD用户，也可以考虑关闭DOCP再升级，升级之后再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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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flix去年出品了一部纪录片《挑战者号：最后的飞行》。总共四集，前半部分讲述了故事背景和逝世宇航员的生前故事。从第三集后半部分开始，尤其是第四集，讲述了挑战者号这场责任事故。
从这个故事里，我看到很多人类责任事故的共有元素：
挑战者号发动机上有一组橡胶圈，所使用的材料在低温环境下会脆裂，可能会导致燃料泄露、航空器爆炸。橡胶供应商当时已经在发动机上发现了这个问题，并且把问题汇报给NASA。但NASA内部经过评估之后决定不管这个问题，还是继续发射。出事故的那天，外界环境温度很低，所以橡胶圈的故障出现了。事后，美国政府和NASA希望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冷战环境下尽量以不要损害NASA名誉的方式来处理。这个时候橡胶公司、NASA内部都有对官僚不满的人想向调查组披露信息，给牺牲的宇航员一个交代。但是在体制内部，他们的反馈都石沉大海。
这时媒体与专家这两个角色就相继登场了。虽然NASA的工作人员受官僚要求，不得对外透露任何有关橡胶圈的问题，但是在内部渠道不畅的情况下，工作人员只能求助媒体。有工作人员找到纽约时报，提供了NASA内部的文件资料。纽约时报确定了爆料人的身份，确认了资料的真实性，然后发表报道，第一次公开披露了这一信息。调查组不知道的事情，各大报纸先知道了。在纽约时报发表报道之后，调查组决定将公开听证会转为闭门，内容不再公开。参会者说，在这场听证会一开始，调查组成员萨莉·赖德开门见山，直说他接到好几个记者电话，其中有一则传闻是说有承包商建议不要发射。萨莉·赖德问：“这事是真的吗？你们是不是接到很担心低温发射的文件？”NASA官员表示：“我没有听说过。”而橡胶公司老板举起了手，说：“主席先生，我们建议过不要发射。”
但即便揭露到这个程度，美国政府还是打算继续隐瞒。当时，调查组在第二天已经安排了公开听证会。调查组主席说：“我们明天在公开听证会上不要讨论任何有关天气的问题，我们要给NASA一个解释的机会。”
听证会结束后，在国务院地下室，萨莉·赖德递给调查组另一位成员一张纸，一句话也没说，快步走了。纸上是橡胶圈弹性和气温对照表，纯手写。萨莉·赖德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宇航员，类似于中国的刘洋。在事故调查中，他的责任心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收到纸条的成员是一名将军，据他所言，当时美国政府和军队关系不好。而他和调查组的大物理学家费曼是朋友。因为他们是调查组仅有的两位不坐豪华公车而自己乘地铁的成员，他们就是这么认识的。将军非常想把事情告诉费曼，但他想保护萨利·赖德，不愿直说。
当天，费曼到将军家吃晚饭，将军带费曼看他车库里一辆藏车，和费曼说：车引擎里也有橡胶圈，温度低的时候引擎就会漏气……无需再多言，费曼已经明白了。
第二天，公开听证会。
将军建议费曼在会议准备小憩时说话。费曼说了，他拿着一只橡胶环，泡在冰水里，然后向大家演示这样的橡胶有多么缺乏弹性。在公开的听证会场合，出乎官僚的意料，他把这件事情抖出来了。
毫无疑问，接下来所有电视台都在重放这个冰水橡胶实验，所有媒体都在问这是怎么回事。
而纽约时报已经查清了前一天闭门讨论会的内容，并发表在第二天的报纸上。
挑战者事故，得以追责。
当然，直接责任人就是面对故障批准放行的人。而在美苏冷战环境下，航天飞机的发射频次远不如预期，NASA受到里根政府的很大压力，不得不在寒冷的天气也要赶着发射。我认为，这种政治压力的施与者当然是更大的责任人。
接下来影片进入一段“主旋律”剧情，领导讲话、给人希望云云。但在片尾，字幕仍然提到，多年以后，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返回大气层解体，遇到的同样是一个早已被发现、并且在NASA文档中早有记录但被忽略的故障。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但我想说的不是人类不吸取教训的故事。
以上全部，只是表面意义上的一场责任事故。
如果你真的坐在NASA办公桌前，身为NASA高管，要对发射任务负责，你面对的会是什么呢？
首先，上级的进度压力，下级的推锅报告。可以想见，每一个子部门为了撇清自己的责任，会倾向在安全报告中事无巨细地给出自己业务的风险点，并且尽量保守了说。各级决策者要面对的，就是辨别这些安全警报的质量，给他们排优先级。在上级压力之下，总有一些细节被舍弃。类似橡胶圈这样的问题，NASA忽略了多少呢？又有多少忽略是“正确”的呢？如果有公开数据就能对NASA的决策做出更公允的评判。
其次，无法避免机构内部总有人因为种种原因想要欺上瞒下，或是想赶进度与绩效、或是发现的问题根本无法在预算内根除、或是态度轻忽，一些信息在到达决策中枢前已被阻断，提交给决策者的细节不准确。
再次，没有任何机构和组织能够把“应然”完全做到位。失误总是存在，流程规范中所言的“应该做到”通常是达不到的。流程会对失误有一定宽容度，可以纠错一部分，但总会有系统未覆盖到的漏洞存在。
这是人类决策的真相，也是人类组织的软肋。
片中，纽约时报的记者表示，这不是航天事故，更像是过失杀人。
与此同时，NASA官员表示，没有办法，科技发展过程中就会有“代价”，这无法避免，三十三年过去了，他的想法仍然没有改变。
我觉得他们都是对的。他们只是出于各自的职业背景重点关注了不同的方面。
这样的责任事故，肯定可以找到具体负责的责任人，其过失在事后看可能还很大，所以说是“过失杀人”。但是，当事人在事先未必可以预见到过失的严重程度，他个人的失职也未必是事故的根本原因。就航天飞机事故而言，航天飞机项目整体的超前、不成熟可能是更大的原因；那么，也许冷战背景下美国社会强行上马这样的项目才是更根本的原因？也许根本原因是NASA的安全验证流程有问题？不知道，人类目前还没有能力找到复杂系统的根本原因，只能尽量尝试去优化系统。如果系统得不到优化，换一个人到同样的位置，他迟早还是要犯同样的错误。
从系统看，航天飞机这个脆弱项目很难避免牺牲，如果要做航天飞机，那就会有牺牲。就像人类使用汽车作为交通系统就也一定有意外事故一样，很残忍。同样，几乎每一场汽车交通事故，我们都能找到责任人，找出责任人并让他承担责任非常重要。但是仅仅找出责任人，并没有办法解决这个系统问题。此时此刻，每天，马路上都还有许多事故在发生，事故率并不会因为又抓到多少多少责任人而改变。说句题外话，我很期待，自动驾驶普及以后，汽车交通系统的事故率是不是有可能下降一个量级。
面对复杂系统，我们人类的组织水平就是这样，能怎么办呢？我觉得，如果有人可以在人类组织方式上取得突破，他值得拿10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费曼在调查中的表现精彩而又重要，让我想起了钟南山和张文宏疫情中的作为。
专家是否需要直接和公众沟通？该怎么沟通？
我此前以为，和公众沟通是一门专业技术，术业有专攻，应该让专家把信息告诉新闻机构、科普工作者，然后由他们转译成大众传播的语言。专家的描述很难命中公众所需，而大众传播机构专业知识不足，需要科学家的知识监督与指导，才能传递准确信息。所以他们需要分工合作完成公共专业信息传播。
但是上述假设忽略了专业知识的复杂性。专业知识的复杂性非常高，如果要转化成给大众传播的表达，那必须要用不精准的方式省略掉一些内容才行。哪怕是专家本人来说，他也只能近似着说，不能完全传达出准确的信息。
当大众传播机构简化信息的时候，在社交网络时代，业内专家会条件反射地指出大众媒体传递信息的不足、错误之处，导致大众对这些信息的信任不足。这也是专职科普工作者的普遍困境之一。而顶级专家简化信息并公开发表的时候，首先业内人士出于对同行的尊敬，会考虑代入专家视角，思考他为什么会这么说，于是明白专家的用意和意思指向；而另一方面，大众也很信服权威专家的说法。专家与公众这种直接沟通的宝贵，是无法被间接沟通所取代的。
比如费曼在听证会上做的那个橡胶圈。如果那个试验是名不见经传的调查员做的，NASA官员很可能会笑呵呵地取笑一番，说这个试验根本不科学，有这里那里浑身多少个漏洞，跟真正发射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从而把调查员的指控捣成浆糊。但是由于那是费曼，NASA官员就只能闭嘴了，他们知道费曼的意思指向是什么，他们也知道费曼的话在公众心中的分量，NASA想胡搅蛮缠混淆视听是不会蒙混过关的。
钟南山在新闻1+1对白岩松说：“肯定的有人传人”，简洁明了，一锤定音。他是有证据才说的，但万一证据有错呢？万一传递给他的信息有误呢？他在向全国人民表达的时候，并没有在这句断言之前加上很多语言铺垫、科学术语，而是直接表达他的判断。这有风险，这样的表达可能不准确，但是是社会需要的、真正有效的。
而福奇的表现则可作为对比。他对口罩的佩戴建议反复，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统计术语，说p值、说统计意义上的显著（significant）。这样大众能明白是什么意思吗？不反向理解就不错了。他说的话在科学上可能都没错，但起不到正面的社会效果。就如同武汉卫健委在疫情早期披露的信息，“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科学上讲可能都没错，但这样表达无法将有效信息传达给大众，看起来就像是文字游戏，是一种爱惜羽毛、不担责任的做法。
专家是有知识权威的人，他们是唯一能够简化信息并向大众传递的角色。只有他们这么做的时候，不会受到业内同行的本能性怀疑，而同时又让公众信服。但是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专家本人具备沟通技巧，更重要的是，甘愿为了社会责任牺牲表达的准确性，说出针对具体实务而简化的、对普通公众意思明确的专业信息。这不仅是对技巧的要求，更是对人格的要求。
能拥有这样的专家，是我们的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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