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的复苏
社交网络（如朋友圈、Facebook）与社会化媒体（如微博、Twitter）虽然已经融入你我生活，对世界产生了多年深远影响，但它们本身仍然处于襁褓状态，有很多连盈利都非常艰难。过去一年中，Twitter 股价下跌 65%，人事变动不断；LinkedIn 股价下跌 56%，其中有 40% 是在一天内突然跌去的。
Facebook、QQ 空间的盈利情况就好得多，早就有成熟的商业模式。但 Twitter 仍然在亏损，2016 第一季度财报不及华尔街预期，股价应声下跌 12%。我看到这个季度净亏损数字已经不大，但是考虑到大选季火爆的行情，华尔街表达不满也是很自然的。不过，Twitter 的中国同行微博从 2014 年第四季度就已经开始持续盈利。
娱乐产业
微博和 Facebook、Instagram 在内容结构上更像，偏娱乐，塑造出了各自的网络娱乐产业。Twitter 上虽然也有明星账号，但是除去个别红人以外，大多门可罗雀。我搜了几个国外明星的 Twitter 账号，对比他们在微博的粉丝团账号，热闹程度相去甚远。
不过 Twitter 围绕体育娱乐的讨论氛围很浓厚，美国人本来也就特别重视体育。球队 Twitter 账号的活跃程度通常远远高于对应的微博账号，每年超级碗的狂欢也是 Twitter 的重要工作。皇马的 Twitter 英文账号远比微博中文账号活跃，但具体到明星则未必，比如老虎伍兹的 Twitter 不如刘翔的微博。在国内运营较优秀的 NBA 官方微博也不比 Twitter 逊色。
吴军在《浪潮之巅》中说，微博有别于 Twitter 的名人效应可能和东亚三国的文化习惯有关，我们更喜欢追星，喜欢关注娱乐、体育、商业、政治场上的风云人物。八卦在中国的社会化媒体很有市场。
我认为，这也和中国暧昧的版权制度有关，我们更容易接触到国外最优秀的影视剧作品和体育比赛，更容易看到明星的优秀表现，明星对我们而言魅力更大。国产的娱乐内容大多也是可以免费获取的。
相对于博客，微博的书写门槛低得多，不是每一个明星都能像徐静蕾一样写出受人喜爱的博客，但微博人人都能写，只要随便涂几句，甚至贴张图就好。而且微博还可以频繁地写，给粉丝了解名人提供了良好的渠道。以此为切入点，就有很多和娱乐业结合的商业文章可做，用户愿意直接或间接通过微博消费，商家也愿意为微博支付广告费用。
娱乐内容开放获取，明星、制作商、俱乐部通过线下活动、销售周边、商业赞助等等方式获取利益。等于是基本娱乐服务掺杂广告免费向社会提供，部分有更多需求的粉丝可以付费获得增值服务。这样的娱乐业商业模式，可能比西方目前的版权模式更先进。在这一模式下，作品传达面更广，社会影响力更大，免费观看者满足，而获得增值服务的资深粉丝更满足，娱乐内容的开放传播也更符合互联网的价值观。
政治功能
在微博娱乐业复苏的同时，我观察到微博的政治功能也在复苏，微博的政治职能开始重新运转。
政治是 Twitter 的长项。Twitter 是美国大选的网络主战场，Twitter 是恐怖袭击发生后的第一消息源，大家对社会有什么诉求往往也通过 Twitter 首先发起呼吁。早在 2010 年，沃顿商学院教授、沃顿互动媒体项目联席总监 Peter Fader 甚至表达担心说，过多的娱乐内容会让严肃群体远离 Twitter，严肃的人可能因为娱乐明星在 Twitter 上比拼粉丝数而对 Twitter 产生不好的印象，觉得 Twitter 是“小黄毛”们的玩具，不愿意使用 Twitter。
如今，相对于竞争对手 Facebook 与 Instagram，Twitter 确实在娱乐领域大为落后，但高大上的严肃用户并没有给 Twitter 带来多少利润。国内的娱乐社交网络 QQ 空间通过情侣互赠黄钻会员都能取得高额收入，与之相比可以说 Twitter 走了一条高冷而困难的发展道路。
相对于熟人社交网络，Twitter 和微博作为社会化媒体，作为向陌生人公开发声的平台，取代了一部分报纸的功能，网络上的政治言论会偏爱这样的平台，它们也确实起到了不少政治作用。
2010 年有“微博元年”之称，“围观改变中国”在那一年非常流行，彼时微博作为新兴事物，火爆中国。网民的力量促成了宜黄拆迁自焚案等事件的解决，把很多公共事件推向公众，与躲猫猫事件、邓玉娇事件一脉相承。
不过不久之后，微博进入低迷期，微博成为了美分和五毛的战场，争吵与戾气充斥，大 V 和水军为各自的利益代言。随着微信的崛起，微博进一步人去楼空。
社会化媒体是极端言论的温床，微博和 Twitter 都不能幸免。Twitter 的极端言论影响尤为恶劣，很多世界各地的年轻人都是受到 Twitter 极端言论的影响而自激化成极端分子的，Twitter 成为了恐怖主义传播的平台。2015 年 1 元，法国政府宣布，互联网公司需要对平台上发布的极端言论负责。2016 年 1 月，Facebook 在欧洲展开打击极端与仇恨内容的专项行动。2015 年 11 月，《经济学人》发表报告，认为欧洲的 Twitter 政治明星几乎都持极端立场，几乎没有持中立人物。
公共讨论的一大亮点是大家可以站在不同立场上协商问题，寻找解决方案。但微博与 Twitter 上的很多争论脱离具体事件，脱离讨论者的具体利益，上纲上线，纯粹就抽象的观念展开。这就起不到协商的作用，往往丧失了现实中协商的妥协精神。让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在一起讨论哪个宗教更好，怎么可能有结果呢？但如果具体讨论当事人所在的社区学校宗教课程要怎样设置，就容易有切实的进展。
没有妥协精神地讨论与自己利益无关的抽象内容，会让极端言论更有市场。极端言论吸引眼球，也容易让持有相同倾向的人在匿名保护下远离中立而展现自己的负面，且不用承担责任。而且，那些在现实生活中占据少数的极端分子得以在社交网络抱团，仿佛找到了组织。对他们而言，生活中是罕有认同的，于是更依赖于社交网络。社交网络中他们的活跃程度也可能比普通人高。
除了恐怖主义等极端思潮，除了蓄意的恶性发泄，即便普通人对抽象“公众利益”“道德”“正义感”的向往，也有可能促成网络危害和极端行动，例如人肉搜索、网络欺凌等等行为。就在近日，台湾桃园市动物收容所所长自杀，就有动物保护人士网络欺凌的因素。
同样，在五毛与美分占据主导的年代，微博也鲜有推动社会进步的作为。但现在，如下因素使得微博有能力摆脱五毛美分的环境，重新行使自己的政治功能：
- 公民使用社交网络更为熟练，利用微博解决问题的能力和经验增长，能够利用微博捍卫自己的权利，提出自己的主张。
- 公民使用社交网络更为熟练，并对商业水军和政治水军产生了抗性，使得五毛美分的成本变高、影响减少。
- 微博娱乐业稳步发展，微博上有足够多商业娱乐内容供用户正常消费，正常的商业秩序主导了微博，政治广告无力与商业广告竞争，退居二线。微博避免了类似于 Twitter 的过政治化，用户不会因为过多的抽象极端政治言论而感到厌倦。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是最重要的。
- 政府监管打击了美分党的力量，或许也打击了一些“五毛党”的力量。
最近起源于微博或发酵于微博的和颐酒店案、魏则西案、雷洋案，与前微博时代的孙志刚案、躲猫猫案、邓玉娇案一脉相承，就具体案件出发，广泛讨论，解决问题，有的可以推动变革。针对具体事件的讨论不像道德辩论那样抽象，容易获得成果，社会得以在问题的逐一解决中进步。
和颐酒店当事人的诉求已经完成，但企业和警方的表现仍然不能令公众满意。
魏则西案使得至少有十年历史的搜索引擎医疗诈骗广告下架。十年前也有诸多新闻报道，但远不如知乎微博有力量，没能产生如此立竿见影的效果。
雷洋案很像一年半以前美国的布朗案，布朗案解决得很不好，以中国人的视角看，是一定程度的“不了了之”，引发了诸多骚乱，也未能化解警民冲突。近来引起美国华人强烈不满的梁彼得案也与布朗案密切相关，以中国人的视角看，是拿黄种人做白种人的替罪羊。雷洋案还在解决中，希望能够有优于布朗案的结局，前天，中央深改组会议已经讨论了公安执法规范的问题。
在官方语境下，这类社会事件叫做“舆论倒逼改革”，这种提法是以执政者为视角的。在我看来，公民只是在尽一切努力捍卫自己的权利，推动社会进步，让自己和自己的伙伴能够更体面地活着。可以讨论具体问题的社会化媒体给了大家一个解决问题的平台。
我认为，微博不仅没有因为娱乐业的发展而降低自己的严肃性；相反，微博通过商业秩序的建立，既获得了盈利，又重新获得了推动社会前进的政治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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