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选时刻,重温法官的话
近年西方世界出现了政治正确压倒言论自由的现象,这也是美国大选的一项重要时代背景。有时候,甚至不需要当事人说话,意识形态斗争就可以代替事实核查毁灭当事人的生活。
霍姆斯大法官在“艾布拉姆斯诉美国案”的异议意见中写道:
应当对某种做法时刻保持警惕,那就是对那些我们深恶痛绝,甚至认为罪该万死的言论的不当遏制。
目前,美国的政治正确就对异议意见有很大的不当遏制。
斯莫拉教授在《suing the press》书中评价20世纪后半页针对媒体此起彼伏的巨额诽谤案,说:
媒体们太把自己当回事,仿佛自己发布的不是新闻,而是真理。陪审团的某些反应,代表了公众对自以为是的媒体的普遍反感。
当时,美国的媒体越来越少,逐渐形成几家寡头,有了操纵舆论的能力,嚣张跋扈,自以为是,激起了民众的反感。媒体利益少有受损就说自己的宪法权利受到侵害,美国不再言论自由,上纲上线,傲慢。这种上纲上线和后来的政治正确一脉相承。
我在谷歌上搜索“suing the press”,头条就是有关特朗普的文章,第二条才是斯莫拉教授的书。1992年出版的著名言论自由著作《批评官员的尺度》中提到过一系列与公众利益有关的诽谤案,其中涉案金额最高的案件正是现今当选总统特朗普的案子,他因为一篇嘲弄其建筑规划的专栏文章,起诉《芝加哥论坛报》和相关评论员,索赔5000万美元,最终败诉。前天,纽约时报撰文讲述了特朗普和媒体纷争的故事,提到特朗普及其公司至今总共对媒体提出过七桩诽谤诉讼,只赢了一次,而那一次被告没有出庭。特朗普在大选期间毫不留情地批判主流媒体,在选后给媒体设鸿门宴怒斥媒体都是骗子。他和媒体地纠葛由来已久,面对媒体已经是身经百战了。
博克法官在《Freedom, the Courts and the Media》中写道:
媒体独享自由到什么地步,这种自由所受的威胁,就达到什么程度。
在同样的时代背景下,博克法官意识到媒体寡头对言论的掌控导致普通人失去自由说话的空间,这正是今日政治正确高压的写照。普通人说话必须小心翼翼,不然就有可能被拉到媒体上由社会批判一番。
哈伦大法官在“科恩诉加利福尼亚州案”的判决意见中写道:
允许空气中充满不和谐的声音,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力量的象征。
“科恩诉加利福尼亚州案”与脏话有关,科恩穿过洛杉矶郡政府走廊时,夹克衫后背写着“操他妈的征兵制度(Fuck the Draft)”,因而加州法院认为他扰乱社会治安。科恩最终在最高法院以5票对4票胜出,哈伦大法官在判词里说:
(言论自由)的存在,或许会导致尘世喧嚣,杂音纷扰,各类不和谐之声不绝于耳,有时甚至会有一些冒犯性的言论(即脏话,哈伦大法官不愿意提及)。但是,这些仅是扩大公共讨论范围导致的一点点副作用罢了。允许空气中充满不和谐的声音,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力量的象征。
他还说:
虽然这个四字词汇(fuck,哈伦大法官不愿提及)令人反感,但不容忽视的是,一个人的粗鲁言语,也可能是其他人的抒情诗句。
本次大选,特朗普吐了很多脏字,不断使用冒犯性言论。正是由于最高法院过往的判例,特朗普的言论才得到了法律的保障。最终事实证明,确实有一些人很享受这些粗鲁言语。这些备受争议的冒犯性言论也成为了突破政治正确的情绪工具。
汉德法官在他著名的演讲《自由的精神》中说:
自由的精神,就是对何谓正确不那么确定的精神;自由的精神,即是尽力去理解别人见解的精神;自由的精神,即是将别人的利益与自己的利益不带偏见一并考虑的精神;自由的精神铭记,即使一只麻雀落地也该引起注意。
“自由的精神,就是对何谓正确不那么确定的精神”这句话在国内由于柴静在2011年的一篇新浪博客而闻名。印象中刘瑜老师在课上也经常提,我总感觉自己到哪儿都能听到这句话,听得我耳朵根子都烂了。如今,美国的政治正确恰好走到了对正确过于确定的状态,在很多领域展现出对自由的压制。支持政治正确充满偏见,做不到为别人的利益考虑,不去理解一个国家中另一半人的想法。
汉德法官还在“《群众》杂志社诉帕腾案”的一审判决意见中说:
正确的结论来自多元化的声音,而不是权威的选择。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一看法现在和将来都是无稽之谈,然而,我们却把它当作决定命运的赌注。
本次大选中,有一些观点就把人类的未来押注在权威身上,把特朗普及其支持者视为无稽之谈,国内典型如《锵锵三人行》中的饶毅教授,美国的自由派城市精英也有很多持此看法,他们其实走向了自由的反面。
除特殊说明者外,本文引用的其他的案件和法官金句均来自《批评官员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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