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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gene Wei提出了一个观点:数字社交网络遇到了规模不经济的情况

数字社交网络几乎成了现实社交网络的复刻版,而人们在数字社交网络上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被自己所有的亲朋好友看到。在现实生活中,人很少有机会在这样的场合讲话,可能只有婚礼。

我愿意用发言成本去理解社交网络的变化。

不要说对所有亲朋发言,哪怕对十几个人说话,在现实生活中也要付出相当高成本,往往出现在会议、聚会等情境。这样的机会很宝贵,讲话需要字斟句酌,照顾好所有与会者的感受,体面表达出自己的想法。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根据场合调整自己扮演的角色,说相应的话。在面对所有亲朋的时候,对应角色下能说的话其实非常少。

但在早期的数字社交网络上不是这样,在那里人的发言成本非常低,人人都有机会向很多人但又不是很多线下熟人广播(发行)内容。在情绪冲动之下,人很容易就完成了“对很多人发言”的行为。这个阶段也是数字社交网络朝气蓬勃的阶段。但是当数字社交网络规模扩大,人的物理社交网络完全被搬到线上的时候,正常人的发言反而遇到了瓶颈。因为,很少有话适合对所有亲朋说,人们发言的时候会顾虑再三,说话成本提高了。这个时候,普通人停了下来,言论空间让给了水军和喷子,他们不会停。他们真的会利用这里广播的便利,大量刊发信息。他们要么是以发帖为工作的人,要么就是并不介意冒犯人、不介意卷入纠纷的社交网络发烧友。他们愿意刷屏,却又是最爱发垃圾信息的——当然如此,不爱发垃圾信息的人在发言时一定会考虑到读者,其发言成本很高。在这个环境下,其他人在数字社交网络的体验也会变糟。最终,大型数字社交网络就变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

发帖和转发的成本低到什么程度呢?低到机器可以操作、低到可以专门招聘人力形成组织炮制帖文而获利。在这一背景下,买号、刷量广泛存在。另一个副作用是抄袭变得更加空前“划算”。

操作虚拟和真实水军的人、经营多个社交网络账号的人,他们是社交网络玩家。普通人“玩”数字社交网络,是看社交网络的信息、在社交网络上发信息。但他们是把社交网络当玩具玩;或者是当作工具,在社交网络上扮演各种身份,玩弄身份游戏,攫取利益。

最近,晨小晨事件的调查结果出炉,最终结论匪夷所思,竟然是一个人扮演三个账号多年,自导自演一出大戏。

在社交网络上,有多少身份是被扮演出来的?有多少是可信的?

疫情期间,很多人的求助遭到了他人的质疑,很多人不敢相信求助者的表达。我认为,这里可能有政治性团体的诱导,但也有大家对社交网络身份的不信任基础。

由于在数字社交网络上作伪的人太多,在市场调节下,对于一些戏剧性强的内容,大家默认不予采信。当事人需要额外自证才能获得社交网络环境的信任,而在疫情期间,这是一场人伦悲剧。

为了避免这样的伦理困境,个人认为,最好还是立法在制度上给数字社交网络蓄意造假玩家予以处罚,比如惩罚性罚款——可以根据粉丝数乘以发帖量来罚款,以震慑蓄意编造身份、编造信息的行为,减少网民、警方、平台公司无谓的精力损耗、时间浪费,也让真正有需要的人无需大力自证清白,最终使整个数字社交网络更有效率。市场应当有打假机制,这天经地义。

在疫情的求助中,从救助工作来看,需要工作人员逐个查清,并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从给公众澄清疑惑来看,需要记者逐个查清,并告知公众。

这也印证了Michael S. Daubs在50条互联网迷思中的说法:

由于传统的新闻机构在选择和组织用户生成内容方面占据专业优势,因此通过互联网以公民新闻形式分发的用户生成内容往往再次肯定了这些组织及其记者的权限、权力、中心地位,而非新闻民主化。

在敲锣女求助的事件中,由于求助场景太过戏剧,武汉当时的境况又实在令人揪心,所以引发很多关注,也让人满腹狐疑。在谣言四起的环境中,大家确认事情真伪的需求很强。这个时候,财新记者的探访核实给了网友一锤定音的结论。疫情期间微信群里传来传去的真真假假,那些数字信息的真伪,有时最终还是需要物理世界的公信力来断定。

当然,警方、平台、媒体等机构的调查也有概率出错,但这和社交网络身份作伪的概率比起来已是天差地别,工作中难免的错误和主观故意造假更是完全不同。

Eugene Wei怀疑,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对虚荣心包容度非常高的时代,甚至高到了老一辈人觉得不雅的程度。我们的时代已经不再匮乏信息,也不再匮乏身份。利用数字社交网络最大限度地“做自己”、“表达自己”,是受这个时代欢迎的行为。

大家觉得,促使人在社交网络上分享一篇文章的最强单一因素是什么?一位朋友曾经告诉我,他认为,那就是——身份,Identity。我的学校、我的公司、我的行业、我的焦虑、我的幸福、我关心的议题……表现出来我是这样的人。普通人潜意识里就会完成这一切,而专业玩家可以娴熟扮演各种角色。

一场身份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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