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2019年10月10日发表了一篇题为《Is Amazon Unstoppable?》的文章,我非常喜欢,想提炼一些内容与大家分享。

文章开头记录了一段传言:盖茨打电话向贝索斯约见,接电话的是助手,盖茨询问周二或者周三是否可行。助手转告贝索斯,并且在查过日历后告诉贝索斯这两天他都有空。然后贝索斯说,我们约在星期四吧。

纽约客似乎想用这个段落表明贝索斯的权力表演或者傲慢情绪。但我觉得如果这则传言是真的,那它更体现了一种谈判策略。挪动一天约会时间,如果对方放弃了,那么说明这件事情也不是很重要,我就节省下来一次会面的时间。我要不要提一个新日期,和我在旧日期有没有空无关。

亚马逊现在是全美第二大雇主,第一大是沃尔玛。这么大规模的公司,确实需要一些洗脑型的管理策略,比如排队训话,比如价值观。在亚马逊,这个价值观叫做“Leadership Principles”,一共十四条。

PowerPoint was discouraged. Product proposals had to be written out as six-page narratives–Bezos believed that storytelling forced critical thinking–accompanied by a mock press release. Meetings started with a period of silent reading, and each proposal concluded with a list of F.A.Q.s, such as “What will most disappoint the customer on the first day of release?”

我很赞同这些方法,首先我很厌恶PowerPoint;其次,我觉得开会应该有事先准备的文档;再次,我觉得开会之前大家应该读这份文档。这都是我喜欢的方式。最后,列出来的这个问题我也很喜欢。

亚马逊很节俭:主张双面打印;使用门板制作的廉价办公桌;只提供咖啡和香蕉,但类似的科技公司都提供丰富的食物。

Employees line up at vending machines that dispense free over-the-counter painkillers.

仓库雇员的工作。

“No company pulling billions of dollars of profits should pay a lower tax rate than firefighters and teachers.”

这是拜登说的话。

文章很大篇幅提到了通用汽车和通用汽车的功勋总裁斯隆。通用与福特不同,福特是product companay,通用是process company。谷歌和脸书也是product company,但亚马逊是process company。product company的核心是一款拳头产品,他们几乎不生产别的东西,而process company是总结了一套process,然后用这套process生产各行各业的产品。

纽约客的文章提到亚马逊面临严重的假货问题。有的品牌方干脆撤出了亚马逊的销售,以此告知用户你们在亚马逊上买到的全是假的。但是品牌方撤出亚马逊以后,销量承受巨大压力。所以他们认为这个市场已经被亚马逊扭曲了。Birkenstock的首席执行官Kahan说:

Capitalism is supposed to be a system of checks and balances. It’s a marketplace where everyone hagggles until we’re all basically satisfied, and it works because you can always threaten to walk away if you don’t get a fair del. But when there’s only one marketplace, and it’s impossible to walk away, everything is out of balance. Amazon owns the marketplace. They can do whatever they want. That’s not capitalism.

In 2014, when a group of technicians at an Amazon warehouse in Delaware petitioned the 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 to allow them to vote on whether to unionize, Amazon hired a law firm that specialized in fightingg organized labor, and held meetings warning that unioniztion could be bad for workers’ jobs. Employees voted against joining the union.

和美国工厂的剧情一样。

贝索斯收购华盛顿邮报之后,就冻结了邮报的公积金计划。

斯隆的境遇与贝索斯非常相似,创造了新的方法,统治了众多领域,引发垄断危机,遇到工会和税务问题,与政府、国会发生矛盾,也遭到了小报跟踪和对私人名誉的攻击。通用遇到的这些困难情况发生在1929金融危机之后、二战前夕。

When Alfred Sloan and G.M. were fighting labor unions and tax foes, in the nineteen-thirties, the company’s critics begn providing tabloids with photographs of G.M. executives enjoying their luxury sailboats and cavorting with showgirls. In 1936, the United Auto Workers staged a weeks-long sitdown strike in Flint, Michigan, and labor activists smuggled gossip about Sloan to reporters. Walter Lippman soon declared that Sloan was a “bungling” menace. When Sloan refused to meet with union representatives, the Secretary of Labor, Frances Perkins, took him to task publicly, yelling at him, “You are a scoundrel and a skunk, Mr. Sloan! You don’t deserve to be counted among decent men.” Soon afterward, G.M. agreed to recognize the union.
In 1937, the Treasury Secretary accused Sloan of “moral fraud”–”the defeat of taxes through doubtful legal devices.” Sloan insisted that he’d actually paied sixty per cent of his income from the previous year in taxes, and given half of what remained to charity, but the attack further blighted his reputation. Eventually, Sloan caved. He donated fifteen per cent of his whelth–the modern equivalent of a hundred and eighty million dollars–to fund the Alred P. Sloan Foundation, and he eventually gave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dollars more to universities and other organizations.

看完这一段,我就想到马云说的,当人拥有了这么多钱之后,钱就不是自己的了。美国官员的语言风格与现在别无二致。

Until the nineteen-seventies, many process companies were constrained by a fear of U.S. antitrust enforcement. Alfred Sloan always kept a close eye on the size of G.M.’s market share. “Our blogie is forty-five per cent,” Sloan told a reporter, in 1938. “We don’t want any more than that.”

优秀的process companay很容易发展成综合体,可能就会遇到一些反垄断问题。不过,product company也可能会遇到反垄断问题。按照我的理解,product company更容易面临“除了你没别家”的问题,而process company更容易面临“怎么哪哪都有你”的问题。

Last year, Amazon tapped a group of warehouse workers to be a kind of Twitter rapid-response army, deputiziing them as “ambassadors.”
这种网络水军挺有意思的。

Part of Amazon’s defensiveness stems from executives’ convinction that regulators’ concerns are based not on logic but on a misguided understanding of retail. One executive told me that the real problem is that Amazon is disproprtionately popular among lawmakers. Congressional aides, high-profile jounalists, and other elites often use Amazon to buy kitchen supplies and Christmas gifts. They watch “The Marvelous Mrs. Maisel” and shop at Whole Foods. They don’t even know the location of the nearest Walmart, the executive said, and therefore think that Amazon is much more powerful than it really is.

一方面,是否可以把线上零售定义为一个市场?那么在这个市场里,亚马逊有垄断地位。另一方面,综合体就是这样无处不在,让人恐惧。

亚马逊的政治力量比脸书、谷歌强很多。亚马逊在全美各州都有仓库,为全美各州提供工作,在全美各州都有选票。脸书和谷歌没有。

堪萨斯大学的历史教授David Farber曾经写过斯隆的传记,他指出美国历史中存在一种模式:

There’s an economic revolution, it creates amazing new opportunities, and then the companies that seize those opportunities become so powerful that the people revolt–they say the winners have become too powerful, they start atttackingg the people who are the embodiments of winning, sometimes with gossip, somtimes with facts. And then we have an era of constraint enforced by the fedoral goverment.

这有一点像我之前写的《大政府猜想》。现在想来,这也可能是社会矛盾自然解决的一种模式。也许我们现在就在这个临界点,和1880年代、1930年代一样。


本作品采用知识共享署名-相同方式共享 4.0 国际许可协议进行许可。

当热点事件发生的时候,社交媒体平台有时会直接邀请当事人在自家平台发言。此时,邀请当事人发言的运营人员扮演的角色和记者很像:找到当事人,并且争取他说话。

我将这类运营操作称为“事件主持”。

如果网络运营机构大规模持续事件主持,它是不是就取代了媒体的作用呢?媒体挖掘事件、寻找当事人;事件主持也挖掘时间、寻找当事人。媒体找到人之后做采访、出作品;事件主持找到人之后直接邀请其发声。

我们这里假设:信源对已经在平台上发表过的话,不能做删改。

事件主持 媒体
寻找选题 寻找选题
寻找信源 寻找信源
信源直接发声,用户看到一手信息 采访信源,做成报道,用户看到二手信息
无法控制信源说什么 可以编辑信源说过的话,有选择地展现内容

用户自然会觉得一手信息更可信,因为二手信息多了一道加工手续。但是,有的一手信源本身信誉堪忧,专业媒体与之相比反而更有信誉,比如贾跃亭。

由于运营平台无法控制信源说话的内容,信源有可能为了自己的利益操弄舆论,如目前的社交网络一样,黑色产业渗透,刷榜、控评、扰乱视听。运营平台一定会遇到大量做这样的信源。

媒体会根据自己的利益编辑内容,有的媒体本身就做付费发声的生意,那么它会给用户制造混乱,往往不如一手信息;有的媒体会对事件做出平衡准确的报道,那么它的报道对用户起到了懒人包的作用,省时又有用,可能比一手信息更吸引人。

一手信源的表达水平参差不齐,而媒体更了解用户,更容易做出受认可、易传播的报道。

个人观点:事件主持会替代一些媒体作用,尤其是表达能力与信誉一般的媒体,但专业机构可以留存,因为他们整理信息的能力还是用户很需要的。但我估计一手信源对用户的冲击力应该会很强,如果事件主持模式得以风行,专业媒体可以考虑跟进这种体裁。


本作品采用知识共享署名-相同方式共享 4.0 国际许可协议进行许可。

社交网络本质上是一个内容发行网络,所以社交网络公司对内容都特别看重,因为他们其实是内容发行公司而非社交公司。做社交只是建立网络的过程,是进入内容发行市场的切入点。

社交网络公司本身获取了很多社会权力。

如果社交网络公司内外都没有监管措施,那么公司内部一定会有人利用发行权力寻租。内容商向寻租人行贿,换取内容曝光,引发各种社会问题。

所以至少,社交网络公司内部应当有监管机构。

但是,一旦监管机构成立,其势必应对来自各国政府的监管需求,无法独立决策。他们也没有能力监管全球内容。语言关就过不去,对各国意识形态更没有专业把握。纽约时报于2018年底发表了一篇关于Facebook审核的文章,称:

另一份简报中,似乎包含关于印度法律的错误,它建议审核员,几乎所有对宗教的批评都应该被标记为可能违法。实际上,根据一名法律学者的说法,只有在意图煽动暴力时,批评宗教才是非法的。
在缅甸,一处文书错误导致一个被控挑起种族大屠杀的著名极端组织在该平台上存在了好几个月。

而且,公司内部的监管机构也一样有寻租问题。公司内监管机构可能和政府的监管要求不一致,它们可能根据自己的偏好决定监管策略,与政策或公众利益有偏差。

综上,如果社交网络打算引入监管,那么它必须与政府监管机构合作。

但是我们面临了一个新问题:社交网络是一个全球化的内容发行网络,各国监管政策可能互相抵触。社交网络平台应该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在Web网时期不严重,因为个人建站的门槛较高,边缘言论规模小。而且Web本身不是发行网络,传播困难,其国际化程度也一般,国际冲突不显著。例如中国和美国关于网络盗版的监管不同,一些中国网站上有很多盗版美国电影,美国也有人来中国网站看,但影响不大,没有升级成社会事件。

但社交网络不同,它是全民工具,边缘信息规模大,而且用户很容易互相传递信息,信息可以在网络中迅速发行扩散。而且各国人都在同样的社交网络平台观看内容。社交网络在接到各国监管政策时,可以有两个选择:

  1. 接到屏蔽指令后屏蔽帖子,对所有使用者都生效。
  2. 接到屏蔽指令后只对该国国民屏蔽该帖子(假设社交网路平台可以通过一些规则判断使用者国籍)。

如果执行方案1,可以让所有人获得一致的使用体验,但是会让监管最严的政府部门获得最大的实际权力,有可能引起各国政府的权力竞争,导致平台面临的监管总体上越来越严。因为监管最严的政府实际上在高频率地对全球人执行国内法,全球人都要受到它的管理约束。这种恶性竞争可能导致平台上内容匮乏,如果在很多社会中实际上没有禁忌的话语却可能因为沙特等政府的禁令而无法讨论,则社交网络会变得没有价值,用户没有使用的动机。方案1是不太可行的。

如果执行方案2,会让一个人发的贴子只有一部分人可以看到,等于说每一个人都在发分组帖,而且每个人受到的约束也不一样。所以每个人在平台上的使用体验不一致。但是平台要如何设置规则区分用户国籍呢?这也不是很容易办到的事,很多时候只能通过IP地址和手机号简单判断一下,但也基本可以满足需要。选项2比较可行。

有没有可能各国成立多边机构商量出一个共同遵守的规则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可行方案。

甚至还有可能,一些社交网络平台可以限定只有个别国家的人可以使用,或者个别国家的人不得使用,然后只按照使用国的法律执行监管。

考虑到可能不会有完全覆盖所有国家的多边协议,也有可能关系紧密的国家达成小规模的地区性协议。将来,几种社交网络的监管方案可能是并行的,社交网络可以自己选择自己的市场并遵照对应的监管规则。


本作品采用知识共享署名-相同方式共享 4.0 国际许可协议进行许可。

沉迷不是游戏的错。在游戏出现之前,棋牌、小说、电视,都是人们沉醉的东西,他们无一例外都是文化产品。在课堂上偷看金庸小说被老师没收,差不多是我们这代人都见过的场景,这能说明金庸小说是洪水猛兽吗?留守儿童等社会问题才是儿童沉迷玩乐、参与社会帮派的更重要原因,没有游戏,他们也会把时间投入到其他地方。

游戏作为文化产品的最新体裁,是艺术作品的最下游,集文学、音乐、戏剧、美术、技术之大成。优质游戏的艺术与技术含量都颇高。游戏的发展,对于计算机工业、戏剧工业、音乐工业的水平都有很大促进作用,也给文学、音乐、戏剧、美术、技术从业者提供了很多就业岗位。当然,它让消费者们享受到了最先进的文化产品,获得了美好的体验。

与棋牌、小说、电视相比,游戏展现的内容更立体,有空间表达更多内涵,在现代年轻人中影响力也大。与其他艺术品一样,优秀的游戏会吸引全世界人的关注,并将其理念内涵传播到全球。优秀的游戏作品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瑰宝,能够激发全人类的共鸣。

与此同时,和上世纪新兴的电影一样,在本世纪,哪个国家的游戏工业强大、有能力做出优秀的游戏作品,就能够拥有领先的文化影响力、占据产业上游。而压制本国游戏产业,也就是主动放弃本国的就业岗位、工业体系、文化影响,如同在20世纪压制电影的发展。

本作品采用知识共享署名-相同方式共享 4.0 国际许可协议进行许可。

差评和华尔街见闻都是以洗稿著称的互联网资讯博客。

首先,洗稿当然是非法的。但是,它们确实能够满足用户的需求。用户读起来容易,也适合在手机上阅读。

新闻的采集和撰写,是两件不同的专业事务。能够把新闻采集做好的人,不一定能把新闻表达做好。在报纸、网站、社交网络等不同平台上表达,需要不同的专业技能;表达给不同的人群,也需要不同的专业技能。专业新闻机构擅长采集新闻,擅长制作报纸、杂志、电视,但写微信号很业余,不是专业手机资讯机构的对手。

新闻机构没能满足用户新的需要。用户的需要存在,合规的产品满足不了需求,就会有不合规的产品来占领市场。

合理的流程是,手机资讯机构作为生产商,向作为原料供应商的新闻机构采购原料,然后制成成品销售给客户。但在现实中,生产商向上游购买原料这一环节缺失了。生产商直接偷窃,不仅不付费,而且连出处署名都不给,还要伪造得像是原创;供应商也瞧不上新兴生产商,觉得它们没有底线、不合规,不愿意与它们合作 。

我们要做两件事:

  1. 下游生产商需要向上游合法采购原材料,比如电视台向通讯社付费。
  2. 资讯供应商也要尊重信息产品生产的专业性。

本作品采用知识共享署名-相同方式共享 4.0 国际许可协议进行许可。

推荐Frederic Filloux的一篇文章给大家。他是Monday Note的编辑,在斯坦福大学做骑士基金会研究员,这篇文章谈面向付费的聚合简报业务,下一篇会谈谈标签。

下文是我翻译而来,原文链接:https://mondaynote.com/why-publishers-should-consider-the-smart-curation-market-814bf137a80a


新闻出版商拥有可信的声誉,同时也有分发新闻的技术,所以有机会参与聚合简报行业。

大型媒体公司一直忽视了聚合简报。所谓简报,就是从新闻的角度出发提取相关信息,并有选择地给出链接。如同杰夫贾维斯2007年的通谕所言:“覆盖你做得最好的,用链接指向其他的”。

这一原则与新闻产业的保守主义相抵触。新闻界认为链接到其他网站是一个可笑的想法,无论链接是多是少。——“把我的流量转发出去,你疯了吗?”——而同样是这群新闻从业者,他们后来为了在Facebook和谷歌上获得曝光,却花费了无数的资源。现在,他们意识到Facebook没给他们带来任何利益,至少根据鲁珀特·默多克的说法,平台应该为优质内容付费(做梦吧,鲁伯特……)

让我们来看看未来。

出版商们有很多理由重新考虑制定一项聚合简报服务。

  1. 新闻火力正在减弱。仅在美国,传统新闻从业人员的数量已从上世纪90年代的峰值下降了一半。能够广泛而深入地报道新闻的能力处于最低点(这也为历史的错误铺平了道路,比如特朗普选民力量的崛起)。

  2. 对称侧,信息供给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大。每一个领域都有大量公开的专业信息——但是这些信息很难寻找,也很难评估它们的质量。

  3. 新媒体机构和传统媒体机构都倾向于低估他们权威的力量。向读者推荐陌生的链接价值很低,读者不愿意放弃他们的偏好,他们倾向于停留在他们珍视的新闻源。

假设出版商克服了不愿意做外部内容聚合的执念,他们最大的障碍将是对信息流的管理和排序。

披露一下,我与此事利益相关。我目前在斯坦福大学做John S. Knight研究员,工作内容是“新闻质量评分”平台,该平台推进的一个项目是培育简报产业,就叫“智能简报”系统。

我们虚构这样一个场景:假设有一家新闻媒体,它本有一支几百人能干的新闻队伍,近十年裁员三分之一,但剩下来的团队仍然可以覆盖大多数新闻。他们可以做怎样的简报业务呢?

这家媒体的每一个采编部门和专线记者都提交了各自日常关注的信源列表。技术部门维护了一个规模较大的专业出版物列表,专业作者、科学编辑也参与其中。宏观经济专家推荐了从货币政策观察人士到亚洲商业博客等一系列信源。由此,他们总共收集了大约500个信源网站。有的网站每天发表数十篇新闻报道,有的每月只发表几篇。

这些信源每天会产生几千篇文章,其中只有一小部分能被人看到——大部分文章很晚才被发现或者根本就被忽略了。更重要的是,这些资料都没有传达到读者手中。

可以理解但令人沮丧的是,资深新闻消费者往往要自己维护自己的信息流。常见的工具有Feedly(类似工具中功能最深而且定制能力最强)、Nuzzel(智能社交推荐引擎)、Laserlike(Google搜索前员工创立的创业公司)。Laserlike基于用户手动输入的“兴趣”来检索信息。(比如说,我的Laserlike信息流基于66个不同的兴趣点,包括我关心的商业公司:“今日头条”“Red Digital Cinema”“DeepMind”“Calico”“AWS”,也包括我关心的人物:“Norman Foster”“Reed Hastings”“Andrew Ng”,还包括与算法、数字图像技术、神经科学有关的各种词语。)Feedly、Nuzzel、Laserlike这类服务确实很有效率,但是需要用户有强烈的使用动机才能运转起来。然而,我平时阅读的主流媒体——包括我为之付费的9个——并不能给我提供理想的信息视角,所以我不得不使用那些工具自己建立信息流,还有成千上万的读者也像我一样,不得不自己建立信息流。

回到我设置的场景。这个假想中的出版商运营了智能简报平台,并且监控了编辑室推荐的500个新闻源。过滤系统基于文章的深度和完整度、信息密度(引述采访内容的比例)、提及的实体、可读性等等不同的信号,判断新闻的附加值。

经过一段时间调教,系统可以反映出作者声誉或者值得特别关注的子主题权重。“智能简报”系统的最新版本使用了新潮机器学习技术,比如计算词语的向量表示(类似于word2vec或者glove,我们用这些工具开发“新闻质量评分项目”)。

“智能简报”平台只把它“看”到的一小部分内容呈现出来,它只呈现标题和一两行文本。(平台也可以把文章链接显示在这几行文本旁边——技术上这很容易)编辑室会手动验证提取出的内容是否正确,尤其是在模型的训练阶段。一段时间之后,系统就能够自主可靠地运行。

读者会是首要受益者,他们无需离开自己偏爱的新闻阅读环境,就能够对事情有更深的了解。同时,新闻品牌加强了自己“优质资讯食谱编制者”的可信形象,对于媒体来说这在当前时刻非常重要。由于简报信息既和主题高度相关,又非常简洁,它很容易作为一项服务整合到付费高级会员的功能中。

在下一篇文章中,我们会讲述如何利用NQS项目中的质量标签(Qtag)特性,使得智能简报平台大大提升新闻个性化的体验。

本作品采用知识共享署名-相同方式共享 4.0 国际许可协议进行许可。

今日头条和Facebook分别遇到了自己的麻烦。中美两国主流社会认为它们对民粹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开始对其监管、制约。

我在2016年曾经发表微博预言说“今日头条做不下去,十年内倒闭。”现在看来预言大概是破产了,但我当时觉得头条做不下去的原因就在于政治风险。

像今日头条和Facebook这样的信息流服务,看起来是人畜无害的,最多也就是发一发低俗信息、市井八卦,一眼看不到政治风险。但如果了解黄色新闻的历史,就会自然生出警觉。

今日头条和Facebook的作为和黄色新闻一样,通过感官刺激获得流量,只以销售数据作为追求。这样在商业模式上无懈可击,从企业产品的角度和投资人的角度,看起来都很完美,但这个世界不仅有商业世界而已。它们在完成自己商业模式的同时,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负外部性。随处排污的工厂也有成立的商业模式,但排污如果超过环境容量,就会对社会造成危害,于是需要法律或其他形式的监管与制约。黄色新闻的情况与此类似。

索罗斯在达沃斯论坛上说:“Mining and oil companies exploit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social media companies exploit the social environment.”与我的观点高度一致。

有一种观点认为数据驱动对于企业管理有好处,讲企业的目标分割成一个个可量化的KPI,既让每个团队有自己的独立决策能力,又让整个企业能够往预想的量化目标发展。这种叙事听起来和中国的GDP政绩制度异曲同工。

中国政府已经在做统计改革,逐步淡化GDP指标,编制新的指标,同时越发强调顶层设计。这就如同从微博式的产品设计转向微信式的产品设计。

作品的背后是人的思想和意识,而数据驱动的作品没有灵魂,连制作团队自己都不知道作品是什么。数据只能辅助,不能驱动。

相关文章:大数据 黄色新闻 公民凯恩

本作品采用知识共享署名-相同方式共享 4.0 国际许可协议进行许可。

Yiqin Fu写了一篇关于新闻商业模式的文章《2017 最令我震惊和悚然的一组数据,是关于新闻媒体的》,老板和朋友都发给我看,看完之后觉得基本认同Yiqin Fu的看法。

广告市场被Google和Facebook鲸吞是逐渐发生的事实,对于业内人而言没有什么可震惊和惊悚的。广告本来就跟着流量走,当媒体失去印刷术年代的发行寡头权之后,自然在广告分发上失去了原先的优势。现在的发行寡头是社交网络平台与搜索引擎。

依靠广告的商业模式,销售的不是自身产品,而是产品带来的流量。如果出现了新的流量体裁,产品失去了流量,则商业模式崩溃。也就是说,他们成败与否,不仅取决于自身产品的质量,也取决于流量体裁的变化。

长远看来AlphaBet的商业模式也有和传统报业一样的问题,这也是我不看好AlphaBet长期发展的原因。如果有新的流量体裁呢?如果搜索在流量中不重要了呢?能够看到这样的苗头。以广告为核心,不直接销售自己产品,就会有这个问题。

潜在的逻辑可能是这样的:搜索引擎有两种商业模式,既可以是广告商业模式,也可以是直接收费商业模式。广告模式胜出了,是因为在目前的流量生态下,广告模式能够比收费模式为搜索引擎获利更多。如果流量格局变了,搜索引擎可能会启用收费模式。

对于新闻业而言,流量环境显然无法再支撑广告模式,更多地依赖收费成为自然的选择。

我们可以粗暴地把新闻分为严肃的和黄色的。黄色新闻的部分在社交网络时代,其盈利能力其实并没有受到影响,他们仍然能好好地活着。真正受到影响的是严肃新闻,严肃新闻在社交网络传播方面不占优势,虽然能产生爆款,但收益无法覆盖成本。不过严肃新闻由于质量更高,容易转型收费新闻。

但是收费也有困难,Yiqin Fu提到了两个难点:新闻不受版权保护、新闻缺少让人为之付费的价值。

首先要确定社会有没有对严肃新闻的需求,如果这个需求存在,那么就一定能找到可以运转的商业模式。这个我觉得比较显然,人类社会有对严肃新闻的需求,包括但不限于:财务利益、安全利益、上进心、公益心。

但如果只是拿当前的新闻形态去收费,确实不够。严肃新闻机构生产的主要内容仍然是单篇文章,而文章可以以各种形态复制、传播、展示。消费者完全可以不订阅新闻机构的产品而获得同样的信息。

文章是很难卖出去的,我认为严肃新闻机构应该售卖的是信息服务。严肃新闻机构到底能提供哪些值得收费的服务呢?严肃新闻机构可以充当过滤器的作用,帮用户筛选出重要的事件,让用户从社交网络信息过载的环境中解脱出来。用户要想获得这样的体验,必须要沉浸在严肃新闻机构提供的资讯环境中才可以。

其次,单纯的文章展示确实离用户的付费预期有一定距离,一方面如上文所说容易被复制,一方面用户也习惯于免费应对这一场景。严肃新闻机构需要提供服务,让用户更有付费的意愿。而严肃新闻机构在内容组织方面的能力是科技公司无法匹敌的,它们可以在信息组织的层面为用户提供很好的增值信息服务,也可以为付费用户设计更多参与功能,免费平台的舆论场与付费严肃媒体的舆论场有很大区别。

在提供功能与服务之后,严肃新闻机构的自有渠道才能够比较扎实地立起来,用户购买服务,进入账号体系,通过渠道获取信息,产生消费粘性。

此外,Facebook这样的流量巨头,作为新的核心流量载体,也会走出黄色新闻的阶段。因为黄色新闻虽然能提高Facebook的财务表现,但其对整个社会的负外部性会使得Facebook面临严酷的社会监管。当Facebook的黄色新闻属性下降时,严肃内容供给商的日子也会好过一些。

Yiqin Fu提到让新闻机构转为公益机构的可能,我不太认同这条路线。当然,会有一些新闻机构转型为公益机构生存下来,但我更认可商业的模式。商业模式成立,才能保证新闻机构的长期独立发展,同时,商业利益的驱动也能让新闻机构不断创新、吸引人才。

才知道Yiqin Fu是牛津的。

本作品采用知识共享署名-相同方式共享 4.0 国际许可协议进行许可。


西山苍苍,东海茫茫,吾校庄严,岿然中央。

东西文化,荟萃一堂,大同爰跻,祖国以光。

莘莘学子来远方,莘莘学子来远方。

春风化雨乐未央,行健不息须自强。

自强,自强,行健不息须自强!

自强,自强,行健不息须自强!


左图右史,邺架巍巍,致知穷理,学古探微。

新旧合冶,殊途同归,肴核仁义,闻道日肥。

服膺守善心无违,服膺守善心无违。

海能卑下众水归,学问笃实生光辉。

光辉,光辉,学问笃实生光辉!

光辉,光辉,学问笃实生光辉!


器识为先,文艺其从,立德立言,无问西东。

孰绍介是,吾校之功,同仁一视,泱泱大风。

水木清华众秀钟,水木清华众秀钟。

万悃如一矢以忠,赫赫吾校名无穷。

无穷,无穷,赫赫吾校名无穷!

无穷,无穷,赫赫吾校名无穷!

本作品采用知识共享署名-相同方式共享 4.0 国际许可协议进行许可。

Lev Manovich的The Language of New Media有一节在谈texts,我觉得非常有价值,所以摘录做了博客http://www.orangeclk.com/2016/08/27/printed-word/

Manovich认为“the printed word was linked to the art of rhetoric.”那么hyperlinks的rhetoric是什么样呢?Manovich在这里引用了Roman Jacobson的学说。古代和中世纪的学者们总结出数百种修辞格。Jacobson在MIT时,接触了二进制计算机、信息论、控制论等。受此影响,他将修辞最终只分为两类:metaphor和metonymy。而超链接组成的万维网把metonymy突出到了前所未有的特权位置。

之前咨询过朋友,说Jacobson搞了一堆二元对立的东西,形成了“结构主义”。我就觉得这个想法很危险,电脑也可以是其他进制的,那他的理论结构是不是能变成三元四元?总觉得由二进制启发导出一系列二元对立的结构,这个太牵强。而且metaphor和metonymy究竟是什么,我之前也没有差明白。超链接是WWW世界的基础,所以我想搞清楚。

今天去读Jacobson《隐喻和换喻的两级》,对问题的理解确实有帮助。文章是《二十世纪西方美学经典文本(第一卷)》里收录的一篇。

从这篇文章看来,metaphor和metonymy的分类还蛮合理的,有失语症患者的两种失语机理做支撑。大致是说metaphor对应相似性,而metonymy对应毗连性,代表了两种行文线索。人们看到一个词,也会有“替换型反应”和“谓语型反应”两种联想。文章认为metaphor在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中占统治地位,metonymy在现实主义中占统治地位,这个我不清楚。但文章认为诗歌更加metaphor而散文更加metonymy,这一点我很认同。照着这个思路,PC互联网确实把metonymy发挥到了极致。

在Manovich的原文中,引用Jacobson的观点,是为了讲述texts的时空在不同媒介中的体现,互联网化的text,即超文本,是十分空间化的一个形式。这也许和人类整体的思潮也一致,文学、美术作品都变得越来越空间化。

但我认为时间已经在新千年缓缓归来,人们好像已经不大能接受难懂的空间探索,而更愿意听一个“故事”(也许本雅明《讲故事的人》会提到有关的内容,但我还没有看过本雅明这篇文章)。从PC晚期的媒介变化也能看出这一点,timeline出现了,扁平的互联网消失了。人们渴望信息被线性组织,非常渴望,一直进化到今天的今日头条。而且,自从手机出现之后,不管是苹果还是三星,不管屏幕怎么花哨地变化,有一个本质没有变——屏幕的比例一直在变长。我把这种现象叫做“人类需要feed”。我觉得这也是和民主/民粹有关,空间探索的门槛太高,能陶醉其中的是少数。当大部分人进场,形态一定会改变,包括媒介的形态。

这文章还需要反复琢磨,比如metaphor和metenymy是不是就一定对立,我还没有想明白。资讯产品要不要添加更多metaphor的元素,我也需要继续想。

Jacobson和Manovich都是移民到美国的苏联人。机器学习领域的宗师Vapnik也是,他提出的Vapnik bound是机器学习的数学理论根基。

本作品采用知识共享署名-相同方式共享 4.0 国际许可协议进行许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