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喻主导的词义演变方向
我对微众银行的“联邦学习”、华为的“分布式系统”、阿里巴巴的“中台”这三个词非常在意，他们都是使用了一个或早或晚已经存在的专业词语，用来表达全新的意思。这些词有几点表现：
- 感觉很厉害，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 让原词专业领域的人听起来很刺耳，感觉互联网造词家又在造新词了。
- 让接近原词专业的人困惑：“好像有两个‘中台’”，“好像有两个‘联邦学习’”。
我本想正本清源，“澄清”这些词本来的意思，但转念一想，人类的造词之路永无止境，你不造我也会造，这个世界是熵增的，词的原意本就在历史中混乱模糊。澄清词的愿意，就是在做无用功，更有意思的，应该是寻找词语演变的规律，看看下次有没有机会自己也造个旗舰新词出来。我发现吴福祥与王云路编过一本介绍语义演变的论文集，名为《汉语语义演变研究》，在其中找到了一些答案。
语义变化的类型
从感知、言说到认知、心理。
参看Sweetser（1990）。比如“看出”常常就指“知道”，古汉语的“听命”及现代汉语的“听从、品味、被触动”等说法也显示了感知义同认知/心理义的联系。“说”有认为义（比如“依我说”）。
由空间到时间
比如“来”“去”在“来年、来世；去年、去岁”等词中表时间。
由道义情态（deontic modality）到认识情态（epistemic modality）
如“宜”“应”“当”“合”“该”都由应当义发展出表示推测（盖然义）。“必”“须”“必须”“得（děi）”“索”等都由必要义发展出必然义。
由时间到条件
如“时”“後”由时间名词变为条件小句末的助词（江蓝生 2002），更多例子参看Hopper and Traugott（2003：186）。
由客观行为动词（event verb）到言语行为动词（speech act verb）到施为动词（performative verb）
即：event verb > speech act verb > performative verb。（Traugott and Dasher 2002：203）施为动词通常只表示说话人在发话时具有某种“言外之力”的言语行为，如“保证”通常是说话人的承诺，这和一般的言语行为动词如“告诉、声称、责备”不一样。关于“客观行为动词”到“言语行为动词”的演变，张雁（2004）有很好的例子，比如表示吩咐义的“嘱咐”是从托付义（把某人、某物委托给别人照料或把事情委托给别人办理）发展而来，“嘱”从“属”滋生出来，“咐”从“付”滋生出来；“嘱咐”流行之前，多用“付嘱（付属）”，后者流行于魏晋南北朝至唐宋，也由托付义引申出吩咐义。
转喻
相当一部分语义演变的特点是：新义M2蕴涵（entail）源义M1，语言学论文中都记为M2⊃M1。
例
可
（5）有往来者云：“庾公有东下意。”或谓王公：“可潜稍严，以备不虞。”（《世说新语·雅量》）[表建议]
对于例（5），M1是“可以”，M2是“建议”，一件事是被建议的，那它当然也是可以的，M2⊃M1，言者用本义为M1的词来表达M2的意思，更委婉。
（6）温太真位未高时，屡与扬州、淮中估客摴蒱，与辄不竞。尝一过大输物，戏屈，无因得反。与庾亮善，于舫中大唤亮曰：“卿可赎我!”（《世说新语·任诞》）[表请求]
同上，M1是“可以”，M2是“请求”，更委婉。
从集合的角度看，“建议的事”E2是“可以的事”E1的子集，E2⊆E1。用户是在用E1集合的对应词来形容E2，是希望听者能够发挥语用推理，从E1推及E2，从M1推及M2。可以将E2理解为E1的代表元或代表子集。在表达E1的时候，结合语境，听者可以推断出言者想说的是有代表性的E2，这就是一个转喻过程。但言者没有直接说E2，转而说了一个广阔的、不那么明确的E1，因而比较委婉。
“许可”与“必要”
（7）M2 [必要]⊃ M1 [许可]
这类语义演变，可同英语的must（必须）类比。据Traugott（1989，1999），现代英语的must在古英语中直接来源是“许可”义。如果人们说“你可以走了”，在适当的语境中，这个“可以”其实隐涵有“我要求你走、你必须走”的意思。正是由于有这一层语用推理，must由表许可转为表必要。
有了这样的背景，我们更容易理解为什么must not是强烈的否定“绝对不”，而不是像“not necessary”那样的“不必”、“未必”。因为must本义源于“许可”，所以must not本就是“不许可”、“不准”。
论及否定式，“不许可”与“不必要”也有一组演变关系。
下面以“不要”来说明这种语义的演变。“不要”一开始是表不必要，较早见于六朝。例如：
（10）今秋取讫，至来年更不须种，自旅生也。唯须锄之。如此，得四年不要种之，皆余根自出矣。（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伐木》）[不必要种]
用于禁止、表不许可的“不要”在唐五代开始常见（后合音为“别”）。例如：
（11）居士丈室染疾，使汝毗耶传语。速须排比，不要推延。（《变文·维摩诘经讲经文（四）》）
类似的发展还有“不须”“不用”。
可以看到，许可、必要这两个词义的演变关系与它们否定式之间的演变关系刚好相反，这也证明了逻辑推理在语言演变中的作用。如果这两个词在演变过程中同义了，那它们的否定式也应该同义。但它们并没有变成同义，只是听者会在实际使用中顺着一定的方向去做词义推理。
有的词随着推理用法过多，新义已经固定下来，比如“must”和“不要”。但他们的否定式无意中还暴露了推理的历史遗迹。吕叔湘说：
近代的通例是在表示“必要”的词语上加“不”字，这当然比直接禁止要委婉些……可是“不要”一词用久了已经失去原义，干脆成了一个禁止词。
“B缘于A”与“B后于A”
在中英文中，我们都可以看到用时间表因果的用法。在这里，M2是“原因”，M1是“时间”。“B源于A”的事E2一定是“B后于A”的事E1的子集。“B缘于A”蕴含（entail）“B后于A”。所以表时间关系的词在语用推理中慢慢会在各种语境下显出因果的意味来。用Traugott的表达方式，这事实上是M2[原因]=M1[时间]+[说话人推断有因果关系]。这样的表达更委婉。
与此同理的还有M1[时间]与M2[让步]的关系，比如单词“while”；还有M1[时间]与M2[条件]的关系，比如词组“as long as”。
方式、工具、伴随
M3 [方式]⊃ M2 [工具]⊃ M1 [伴随]。
这个例子是英文中的with。with本义伴随，但是使用语言的人可以依次推理出“工具”、“方式”的意思，逻辑关系如同上述各例，不再展开。
小结
Traugott说：
第一，语义演变缘于语用推理。因为X这个成分一开始是个上下文义；在特定的上下文里，理解为M1固然不错，但说话人促使听话人把M1理解为M2。
第二，语义演变是转喻在起作用；这个转喻过程，大多涉及主观化。
第三，这类有方向性的语义演变是语用原则中的“不过量原则”（Relation Principle）[插图]在起作用。因为说话人说M1时，其真正用意是诱使听话人推理出另外一个信息量更大的M2（=M1+说话人的主观性）。
这篇论文总结道：
在Traugott对语义演变的阐述中，“语用推理”、“转喻化”、“主观化”三者可以画上约等于号：语用推理≈转喻化≈主观化，被视为语义演变的主要机制。
前文我曾经提到：
用户是在用E1集合的对应词来形容E2，是希望听者能够发挥语用推理，从E1推及E2，从M1推及M2。可以将E2理解为E1的代表元或代表子集。在表达E1的时候，结合语境，听者可以推断出言者想说的是有代表性的E2，这就是一个转喻过程。但言者没有直接说E2，转而说了一个广阔的、不那么明确的E1，因而比较委婉。
在转喻起作用的语义演变中，说话人会说父集来指代子集。这样说往往会比较委婉，大多数时候都退了一步，比如用“可以”表“建议”，用“不必”表“不许”，听起来攻击性都弱了很多。在较为极端的情况下，人们还会用中性父集去代替贬义子集、或是需要避讳的子集。例如用“不净”指月经（东汉康孟详译《修行本起经》上：“无大小便利之患，亦无女人恶露不净。”），用“红”指血。“臭”字原指所有气味，后来专指难闻的气味。这都是在使用同样的推理逻辑去做委婉表达。
除了上述可以用集合关系刻画、表委婉的转喻过程之外，还有更普遍的转喻应用，用书中的话说：
在具体的转喻发生的时候，都是用在特定语境中认知凸显度大的事物来指代认知凸显度相对较小的事物，这是一个不变的倾向。
比如“庖”原指厨房，后指厨师，是用代表性场所来表达具体的人。“白领”、“金领”用服装特征指人。“烽烟”用具体的战争事物指战争。“兵”用武器指人。“信”用送消息的人指信件这个概念。“江”、“河”用长江黄河这两条具体河流的印象去泛指所有类似的水体。
汉语中广泛使用的借代修辞也是转喻的普遍体现，其中有一些修辞因为长期使用，已经被固化下来，形成了稳定的词义转变或者固定搭配，比如“兵”、“庖”。但也有很多是只在具体修辞的场合下起作用，脱离语境就不再可以借代。比如“孤帆远影碧空尽”、“孤帆一片日边来”中的“帆”，脱离语境后不能再指代船。
隐喻
谈到转喻，很难不提隐喻。当然也有很多词语的演变是由隐喻发展来的。
一个形式从A义变为B义，不管是通过隐喻（metaphor）还是转喻（metonymy）或是诱使推理（invited inference），A义和B义之间一定存在某种程度的联系。A义中总有某些成分被B义所继承，这种继承保证了A义与B义的发展关系，B义也总会改变A义中的某些成分，这种改变是语义创新的必然。如果语义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那么从A义到B义，哪些成分倾向于被改变，哪些成分倾向于被保留，也不会是任意的。
根据Talmy（2000）所提出的概念结构模式，一个运动事件（motion event）主要由四个概念要素组成：凸体（指运动物体，它相对于另一个物体即衬体而运动）、衬体（指参照物体，另一个物体即凸体相对它而运动）、运动（指运动本身）、路径（凸体相对衬体而运动的路径）。在这四个要素中，运动是最本质的，稳定的性质，因此最为凸显，往往成为保留义素，而其他几个要素都是可变的。
比如“涉”字。
“涉”本义指踩水渡过江河。这里凸体是人、衬体是江河、运动是移动、路径是穿过。
后来“涉”就泛指“通过”，再引申到“进入、到”。比如涉足、跋涉。
同样以“穿过”为基础，“涉”的另一个意思是“经过、经历”，比如“涉历”、“涉险”。
这个运动投射到不同场景，就有不同的喻义。
隐喻往往造成一词多义，多个义项被认为同属于一个范畴，这个范畴是原型范畴（prototype category），每个义项都具有或多或少的属于该范畴的原型特征。原型性越强的特征就越应该在大多数义项中存在，成为识别该范畴成员的基本标准，这样认知的凸显性正对应于特征的原型性，如果失落了最原型的特征，语义的变化就不再属于同一个范畴，就会产生词的分化。
总结
但总的来说，Traugott认为，“转喻是演变的主要力量”。说话人使用了转喻，而且预期听话人可以听出来，听话人也听出来了。同样的用法越来越多，词义就发生演变。而且有一定确定的方向，往往是往委婉的方向走，或是往用明确特征指定新义的方向走。
整个过程中，需要人的推理、需要人的主观意愿、需要转喻的机制。
在Traugott对语义演变的阐述中，“语用推理”“转喻化”“主观化”三者可以画上约等于号：语用推理≈转喻化≈主观化，被视为语义演变的主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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